大律師公會前主席余若薇最珍惜香港的普通法傳統，她一聽到香港的官員說「國內點做唔關我哋事，對我哋嚟講國內嘅事係irrelevant（不相關）」的言論就馬上跳起來，怒斥當局沒有理會香港人的憂慮。
「我望住政府嘅官員，啞咗。」余若薇說在今次《國安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她常感到官員好像在「天方夜譚」。像在本月初，政府就煽動叛亂罪提出新修訂，加上了「故意」兩字，令煽惑他人犯叛國同顛覆等罪名更清晰，但與此同時，又加上一個「令一名普通人相當可能會被慫恿犯有關罪行或進行公眾暴亂」的新條文。
余若薇問有關官員「普通人」的概念從何而來，他既不是受煽惑的對象，怎可算在煽惑者頭上？律政司的官員竟說他是引入了1941年的案例，即時余若薇又再次語塞了。
「我望住佢，唔識講嘢，點解我哋嘅官員會咁？𠵱家係2003年，佢竟然引用1941年某個法官嘅說話，你話咁多年社會轉變咗幾多。」
余若薇真的有很多不解的疑惑，煽惑叛亂罪正正就是「以言入罪」，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而且沒有追溯期限，怎可以說加就加？
正如余若薇說，目前最不幸的是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爭論出現了兩極化情況，政府強調法例已經非常開明，比從前好；但是法律界則認為不合時宜，要重新看清楚。
余若薇明白，在涉及中央問題上有很多事情要避忌，但是當問題是「真實憂慮」，如很多人非常不信任內地的法制；但當她們這些真正看過內容的人表示不同意見，就被人冠以「居心叵測」、「唔愛國」和「誤導港人」的帽子，這是她最不齒的。
現時，距離立法會恢復二讀法案只剩下不足三個星期的時間，但有很多重要的問題仍待澄清，例如取締組織的機制如何啟動，如果國內也沒有此規定？又即時取締某組織後，該組織的資產應如何處理？還有，不准援助被取締的組織是甚麼意思？為甚麼要引入外國一些非常特殊對付恐怖組織的惡法？
「政府的態度非常不合作，講幾耐都冇用，只係識趕、趕、趕，最後把大律師也趕到街上。」她無奈地說。
記者：陳慧兒
《踢爆23系列報道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