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董建華政府的立法會二十三條審議委員會通過了二十三條法案。他們通過時，美國對話基金執行董事康原路經香港，應邀評論二十三條，匆匆用了半小時閱讀，即發覺「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組織」一條引以為據的中共法令，根本不存在。董建華政府於是把decree（法令）改為proclamation（公布）。他們逐條審議後通過的法案，原來連基本事實都弄不清楚。
二十三條與其說是立法，不如說是壞法：秘密審訊、辯護律師須官家甄選、判罪不必證據等等，無一是法治社會所為。廢除了法治，董建華政府以後更加可以為所欲為了。
唐朝名臣柳公綽有一次巡視部屬，來到鄧縣，見有兩個縣吏繫獄，一個犯了納賄罪，一個犯了舞文罪，即曲法謀私。縣令以為柳公綽一定會殺那貪污犯，不料柳公綽判道：「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把舞文者殺了（《新唐書．柳公綽傳》）。這是舊中國官吏不得壞法的故事。
新中國則不同。法律上，他們容許言論自由，但本月初《北京新報》談「七大惡心」事，被判為「誹謗權力機構」，馬上停刊；他們容許集會自由，但六四學生集會反貪污，被判為「動亂」，由坦克車敉平；他們容許結社自由，但法輪信徒一結社，即被判為「邪教」，入獄者盈千累萬。中共行政，以立法還是壞法為務，董建華政府當然很清楚。
所以，他們根本不必研究新中國法典，總之以禁結社、禁集會、禁言論為原則，保證二十三條就和大陸法律接軌。不料康原一眼就看到他們說的新中國法令實屬子虛烏有。
董建華政府匆匆填補了康原指出的二十三條漏洞之後，遣保安局長劉淑儀譏諷他說：「有些人連法律都沒有讀過，就自稱中國法律專家。」當然，讀過法律的人批評二十三條，同樣會遭他們譏諷，例如法律界立法會代表吳靄儀、大律師公會會長陳景生等等。我也認為康原不能算是中國法律專家，但原因和劉淑儀口裏說的不同，和她心裏想的則可能一樣。真正的中國法律專家，根本不會問新中國有哪些法令、沒有哪些法令。這些問題，在法治社會才有意義，在大陸不必問，在新香港也不必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