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最近通過的所謂《有事法制》引起中國和南韓極大關注，《有事法制》包括三項法律。這些法律的通過和實施將給日本政府和自衞隊更大的靈活性及主動權。對周邊國家來說，《有事法制》是十分危險的舉動，它意味着日本《和平憲法》在實際上已喪失意義。但日本的政要和民眾都十分支持《有事法制》，三項法律在日本眾院和參院都以壓倒性通過，反映了日本政界基本一致支持採取更為主動的安全政策。
卡內基國際關係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裴敏欣
日本二次大戰後的安全政策有兩個基本點。一是依靠美日軍事同盟的保障，二是嚴格遵循《和平憲法》的原則。由於這個基本點的約束，日本可說幾乎沒有一個獨立和全面的國家安全戰略。在冷戰期間，國家安全戰略的「缺位」對日本的影響有限。由於美國對蘇聯的圍堵以及所採取的軍事部署基本上能保障日本的安全，因此有人說日本一直在「搭」美國的「安全便車」。但冷戰以後，日本的戰略地位及其安全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日本日益感到制訂一個相對獨立的安全政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並非是因為日本擔心被美國遺棄，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日本真正想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僅靠經濟實力是不夠的。它必須有獨立的軍事實力和外交戰略。如果缺乏這類硬實力，日本的「強國夢」和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目標將成泡影。
第二、美國對日本的戰略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冷戰時代，美國對日本所能扮演的安全戰略角色期望比較低，除了為美軍在東亞提供軍事基地外，華盛頓並不指望東京發揮更大作用。但是，自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態度有了根本轉變，華盛頓開始鼓勵東京大幅調整其安全戰略，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戰略態勢，包括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強化國防力量，和參與維持和平等。當然，美國態度的轉變和它對中國崛起的擔心有密切關係。但除了中國因素外，美國的戰略家們的確希望把日本變成「亞洲的英國」，能夠隨時隨地為美國在東亞的利益服務。
第三、中國的崛起觸發了日本的戰略不安全感。從心理層次來看，歷來看不起中國的日本很難接受中國興起這一現實。再加上日本在泡沫經濟崩潰後的十年停滯，東京對中國過去十年突飛猛進的經濟增長有十分複雜的心理感受。另外，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軍事現代化，儘管其最主要的近中期戰略目標是威懾台獨勢力，但軍事現代化的中心內容──增強中國的軍事投影能力──亦間接使日本產生威脅感。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有很大的影響，由於中國對日本的政策在九十年代屢屢失誤，日本朝野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一變化對國家安全的直接影響是日本政府不再過份考慮中國的看法和擔心，甚至有時連面子都不給中國。
第四、過去十年是北韓利用核武器計劃和遠程導彈興風作浪的十年。對日本來說，一個擁有核武器和導彈攻擊能力的平壤是最大的噩夢。因此，朝鮮半島危機不斷造成了日本周邊戰略環境的惡化，對付來自北韓的威脅，日本知道僅靠美國的保護不夠，東京必須實施「安全自救」的政策。所以首相小泉純一郎最近拋出日本版的「先發制人打擊論」，表明日本這一新政策。
最後，日本的戰略調整和東京的政治生態變化休戚相關。冷戰後，日本國內的左派勢力幾乎全面崩潰，右派勢力則掌握絕對優勢。這一變化不僅讓一批右翼強硬派進入政府，更為實施新安全戰略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環境。
這五個因素對日本國防政策的影響今日已是顯而易見。日本最近成功地發射了間諜衞星，擁有獨立的情報系統，同時又加緊研製開發反彈道導彈系統。如果這一系統成功，不僅北韓對日本的威脅將被反制，中國對日本的威懾也將大打折扣。日本的自衞隊空軍最近還成功地進行了空中加油演習，這將使日本的戰機大大擴張作戰範圍，更富有攻擊性。這類加強日本國防力量的舉動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有事法制》相關法律的通過有很深遠的政治意義。儘管這些法律的具體內容沒有讓日本周邊國家感到十分不安的地方，但由於《有事法制》出籠的政治和戰略背景，中國和南韓不能不表示他們的憂慮。
如果說東京的政要們做事聰明的話，他們應該在短時期休息一下，不要再另有舉動，加劇鄰國的不安。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應更為積極主動地和中國及南韓政府進行坦率的戰略對話，解釋其安全戰略的調整的動機和內容，從而消除猜疑，增加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