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名教師於基準試中不及格，頓時成了眾矢之的。很多評論望文生義，將基準不及格等同英語水平達不到「基本」要求，教協張文光的應對也着重要求校方寬大一點，不要辭退這些老師，亦算間接對此考試的認受。
基準試背後的語文政策標準，及此標準建立牽涉的歷史卻似不大為媒體討論。一國語言的正統化、標準化是當代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產物，在不同國家，語言運用的差異本是常態，只是為了達致國家一體的想像，當權者便將他們慣常使用的語言習慣鐵定為國家語言，透過國家教育與官僚系統的專斷，強迫民眾跟從。
高度格式化的語言，是將語言學習抽離於生活而成一套貌似客觀中立的知識體系。只是作為生活一部份，語言本應源於生活經驗與實踐。正如當代思想大師布赫迪厄指出，語言的運用是一種習慣（habitus），涉及我們慣用的一套獨特語言與思考模式。抽離於語言與思考模式的語言學習，正是導致語言障礙的重要原因。亦如不少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者指出，西方國家雖標榜其言論自由，可是語言運用的標準化正將大量民眾排除在外，使言論自由成為不可能，語言亦成了維持階級差異、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機制。
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一直標榜的正是這種高度標準化、格式化的語文運用，語言的教學模式是技術性的操練，其方向是就字詞的聲調、指涉及句子結構作精細的分類及功能劃分。可是這種高度專業化、技術性的語文教育態度，正將語言運用本應盛載的人文維度磨滅。教條式的語言抄襲與模仿，亦犧牲了港人自我文化身份創建的空間，此所以創意經濟的口號縱使提出，冒出的更多是仿蓋茨式假創意人。
要改變香港的語文困境，必須審視對高度標準化語文學習的盲目追求，從語文課程至教師基準試的釐定，均應參照民間的語言實踐。語言運用應是一種生活實踐，不應倒成了思考與溝通的牽絆。
阿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