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華十年對香港造成的最大傷害，相信不是經濟沉淪，不是失業和負資產，而是：一、創立問責制，實際上是以家族生意的方式去管理而不是沿用以前的權責管理，從而對香港過往成功的文官制度造成破壞；二、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自由、法治的踐踏，使香港藉以和世界金融制度接軌的良好制度失去根基。這兩大罪過，使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自由、法治、文官管理這三大支柱均失去了憑依。
二十三條立法，看來是勢在必行。作為人民的各項自由之首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首當其衝。記者協會和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反對的聲音甚大，政府則置若罔聞。倘若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保，那當市民的其他自由和權利受到侵犯時，傳媒又怎樣替市民出頭？在沙士疫情爆發期間，若不是新聞界的揭發與監督，政府延誤的措施又怎會跟上呢？至於法治方面，也許一般市民無法具體而微地了解二十三條違反法治原則之處，但看到大律師公會如此積極而投入地反對，那麼二十三條立法有違香港行之有效的法律精神，也就十分明顯了。
政府一意孤行，在保皇派議員的保駕護航之下，不顧程序混亂，不顧文件如山，硬要趕在七月間二、三讀通過。香港民主派議員、公正輿論，以及反對立法的廣大市民，能夠怎麼辦？
目前能夠做的事只有兩樣，一是參加上街，二是辭職。上街指的是對七一遊行作最大動員，必須讓市民知道，二十三條立法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組織者必須以最直接、最簡單明白的口號動員市民，而所有市民也必須把參與遊行視為自己責無旁貸的公民責任。讓遊行的聲勢發揮到最大。
然而，不管參與遊行的人多不多，董政權仍然可以說只佔市民的少數，法案仍會強行在立法會過關。於是，有人建議，在二十三條於立法會三讀之日，所有反對派議員全部辭職抗議。上文說的「辭職」就指這件事。
筆者必須說：這絕對不是好建議。反對派議員辭職，會在國際社會造成一些影響，但對董政權來說，卻是正中下懷。從此以後，不會再在立法會聽到刺耳的聲音，而所有已辭職的議員，也不再有自己的政治舞台。他們會少掉曝光機會，明年參與立法會選舉也減少了勝算。
當年反對派議員全部放棄參與臨時立法會，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臨立會通過了不利於民主派議員的選舉條例，使左派政團憑藉有組織的少數也可憑直選進入立法會。這個教訓說明，從政人士必須要有政治學者林毓生所說的三種特質：一、切實的熱情（必須符合實際）；二、對選民的責任感（不管怎麼委屈也要履行責任）；三、冷靜的判斷力。浪漫的政治熱情和道德優越感對政治效益絕對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