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寫白樺跟熊秉明在巴黎吃海牙買的大閘蟹，我原想問問白樺那些陽澄湖毛蟹的子孫賣相和味道地不地道。旅居英倫幾十寒暑的龍先生當年最愛抱怨外國食物樣樣比不上老中國的好。有一回，我跟他在英國廣播電台的食堂吃牛扒，刀起叉落之際，他忽然有點傷感，縐起眉頭喃喃說：「這他媽的牛扒咱們中國人吃多了要出事的，連配種的精液都要變質，臊了！」我差點噴出嘴裏的土豆。
龍先生娶了個英國太太，又是電台中文科的語文總監，一邊西化到家，一邊還能靠方塊字謀生，東成西就，實在不必擔憂種子變臊的基因之劫了。英倫另一位前輩水建彤先生倒瀟灑，永遠養着陳西瀅凌叔華那一輩人的鴻儒氣派，溫溫文文老得很有亭台樓閣的英姿。「活在英國要活出孤獨才活得漂亮！」他說。那天，我正跟着他在錄音室裏準備錄一個英國文學節目，講J.B.Priestley的喜劇，水先生花白的頭髮在光影中跟他臉上的縐紋一樣深沉，像詩。
那句話我越老越明白。去年寫出《SamuelPepys:TheUnequalledSelf》的ClaireTomalin跟寫懸疑小說《Spies》的丈夫MichaelFrayn是英國享大名的文史夫妻。老太太整天埋頭在家裏的書報堆中看書著書；老先生在住宅近隣佈置了一間工作室，天天躲着寫作。早上，他們通常都一起在廚房裏吃早餐：老先生總是默默讀報，老太太總是戴着耳機聽英國廣播電台的節目。聽說晚飯也是這樣打發的。老太太寫的那部佩皮斯評傳年初得了書籍獎，老先生的小說入了圍而落選：「這樣最好，」他說，「我成了受呵護的弱者了！」
英國人內向，最懂得營造孤獨也最懂得尊重孤獨。這裏頭的學問玄得像閣樓上堆滿記憶的貯藏室，看慣四代同堂悲喜劇的東方人很難意會。法國哲學家沙特跟西蒙德寶娃半生同道不同住的感情生活，我認識的英國朋友都羡慕，戀愛中的中國人一口咬定沙特是陽萎而德寶娃是石女！這個模式的個人主義可以造就一個民族輝煌的文化景觀，卻不利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抱負。英國首相貝理雅跟美國聯袂攻打伊拉克，好多英國人不很自在；法國沒有參戰，聽說法國媒體於是不斷給自己開脫，說是今後世界會出現兩種文化模式，一種是美國帶頭的船堅炮利型的「硬文化」，一種是法國宣示的以人道與博愛為訴求的「軟文化」。那是非常切合法國人性格的狡辯。
在英國住了那麼些年，我發現老一輩的旅英中國知識分子都陷入了文化的沉澱狀態：擺在眼前的只是一盤瑣碎的棋局，贏了是意外，輸了是注定；真正棋逢對手的那盤棋這輩子不會開賽。那是東方智慧給西方文化薰陶成邊緣知識之後昇華出來的自我解構。我起初很惋惜這樣的現象，後來跟他們交往深了，慢慢發現在那盤瑣碎的棋局裏，我尊敬的這幾位前輩都在挪動幾步棋子的過程中消受了偶然和慨然的喜悅：龍先生在牛扒的血色中看到雪裏紅炒肉絲；水先生在Priestley的對白裏追憶老舍。那是「軟文化」一次喟然的勝利。
（圖）齊白石小品《柳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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