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沙士疫情已穩定下來，這是令人欣慰的。可是，中國政府處理疫症危機的手法，仍有很多可議之處，特別是沿用中共傳統的全國、全民動員方式，以致抗炎代價相當高昂，甚至付出不少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即使最後抗炎成功，充其量也只算慘勝而已，面對下次危機時，北京還有更好的手段嗎？
四月二十日，中央領導人認識到疫情蔓延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中央政府開始投入全部精力去抗炎，不但多次召開高層會議、成立防炎指揮部、還撥出數十億元巨款作為專項基金，阻止疫症向農村蔓延，而各級政府亦推出種種嚴苛得令人咋舌的政策，包括限制疫區居民來訪、關閉娛樂場所及禁止大型活動等，全國宣傳機器也日以繼夜鼓動全民抗炎。可以說，過去兩個月，中國絕大部份省市的各級政府，都把全部精力運用到「防非抗炎」這項「重中之重的任務」上來。
這種全民動員的方式，確實也得到了巨大回報：現在僅剩七個省市仍有零星的疫情，就連北京市亦已連續一個星期沒發現新增個案。事實上，無論天災還是人禍，中共都習慣以全民動員方式去應付，抗洪如是，打擊罪案如是，而且都會「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動輒調動整個社會的資源去達成一個目標，一定要付出不菲的代價，很多時候甚至得不償失。
而且，全民動員還有很多後遺症。一個社會要經常性地對任何危機和社會問題作出過敏和過度的反應，這個社會很容易變得麻木，失去自我應付小危機和小災難的能力，一般市民也很容易失去自理的能力，事事依賴政府。在此情況下，即使政府的決策錯誤，或像這次疫症危機般反應遲鈍，社會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糾正，只能任由危機不斷擴大。
出現這種畸形狀況，跟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國，完全沒有甚麼獨立的社會團體、社區組織可以存在，否則，強大而具有組織能力的非政府組織，對中共而言都是心腹之患，中共都會除之而後快，法輪功就是明證。那些名義上獨立的非政府組織，要麼不能掌握任何的社會資源，要麼受到政府的嚴密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唯一具有組織動員能力的，就只有政府和中共的黨組織，也只有掌控了大量社會資源的各級政府，才能動員全民去對抗肺炎。
或許在這次疫症中，北京已沒有別的選擇，即使用上非常手段、付出高昂代價，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當日後遇到更大、更難對付的危機時，無論到時是否已建立起完善的危機管理機制，北京依舊只能沿用全民動員的方法去應付。可是，不放鬆對社會的控制，不容許社會團體獨立存在和擁有豐沛資源，中共日後處理突發危機時，依舊要付出高昂但不必要的代價。
記者：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