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說，特別是遠道而來，除了十分努力之外，還須靠二分機緣。在美國的參、眾兩議院中，有不少是熱心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人士，約會他們及向他們解釋當前23條立法引起的憂慮，一貫得到熱誠的接待，他們最關注的是怎樣才能幫得上忙。
但政府官員又是另一回事了，儘管涉獵東亞事務多年，熟悉中國、熟悉香港，但官僚角度壓倒一切。他們極不熱衷於接見代表團，特別是香港的代表團，老是指責他們做得不夠，做得不好；要他們表態，要他們改變方針、採取行動、取得成果。官僚習性就是避重就輕，特別是二三線的官員，說些同情禮貌的門面話不大緊，哪肯為無權無勢的香港反對派得罪中共中央及香港特區的政權？於是一味推搪，不是說有心無力，就是說暫時緊急事務太多，比如北韓的核武危機等等。要求約見他們的上司，就陽奉陰違，一面說好的好的試試看，其實根本沒有傳達。
後來跟參議員JohnMcCain會面，他極有江湖地位，差點成功獲選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剛好跟署理國務卿亞米蒂其是老友記。他問我們還約見了甚麼人，布殊和國家安全顧問賴思在外，國務卿要保安理由不輕易見人，就問我們見了亞米蒂其沒有，聽說約不到，就自己打電話代我們約會，這一下子當然成功了。
五短身材肩膀寬闊的署理國務卿在保安嚴密的典雅會客廳接見我們，甫坐下就說人家誤傳了美國的立場，他要出聲明矯正。下午，聲明就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