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媒體在報道非典型肺炎疫情時，均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大家對疫症的名稱，都不盡相同：大陸稱之為「非典型肺炎」；台灣稱之為「SARS」；香港則兩者兼之，或索性直譯為「沙士」。
特區政府對疫症的官方名稱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英文縮寫為SARS，這是世衞組織定下的。台灣雖然不是世衞組織成員，台灣衞生局仍堅持採用這個名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或SARS。可是，SARS源頭的中國，雖是世衞的重要成員，奇怪的是，北京官方並沒採用世衞的名稱，而是自行稱之為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出現這種怪現象，固然有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兩岸三地的政治和文化差異所造成。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溝通的主要途徑，但對文字的詮釋，就不僅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了，還隱藏着政治權力和社會控制的功能。中共建國五十多年，革除繁體字，改行簡體字，又加入無數的新政治名詞，其中一個用意顯然是，透過對新文字的詮釋，牢牢控制社會輿情。
台灣跟從世衞的標準採用SARS，目的顯而易見：一方面要與大陸劃清界線，絕不跟從大陸稱之為「非典」；另方面，台灣急於向外界表明其加入世衞組織的決心，採用世衞標準是自然不過的事。
北京從一開始就拒絕跟隨世衞的標準，當然亦有其政治動機和需要。中國在二月初首次採用非典型肺炎這個名詞，但醫學上的非典型肺炎，其實是很籠統的統稱：所有與典型肺炎有別的肺炎，都可稱為「非典」，這亦是病徵最輕微的一種肺炎，傳染力和死亡率都不高。因此，這個名稱並不能真正反映由冠狀病毒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世衞給予它新的名稱，在醫學上恰當不過。
但是，北京官方至今仍沿用「非典」，而非世衞的SARS，就是要保住對這種新疾病的詮釋權，以此作為對抗外界壓力的重要工具。若完全採用世衞的名稱和標準，中國官方在疫情統計及控制等問題上，必然會陷於被動，上海就是一個好例子。上海一直堅拒用世衞的標準，而是採用中國衞生部自訂的標準去統計「非典」疫情（兩者標準稍有出入，中國衞生部的較嚴格）。世衞專家檢查上海後認為，按世衞的標準，上海感染人數應遠高於公布的情況。
香港是一個開放而多元的國際城市，沒有甚麼政治動機可言，基本上既採用世衞的說法，稱之為SARS，亦有不少媒體按北京的標準，稱之為「非典」。可是，採用「非典」一詞，或多或少反映了一個事實：回歸近六年以來，北京的政治語言流入香港的速度加快。
月前，特首董建華在立法會答辯大會上所說的「與時並進」，極可能就是拾江澤民的牙慧。在二○○一年中共建黨八十周年大會講話中，江澤民用「與時俱進」說明「馬克思主義」特點；一年多後的中共十六大，他又以此句概括中共「在長期執政條件下保持先進性和創造力的決定性因素」。「與時俱進」因而成為十六大曝光率最高的詞滙。在香港的政治術語中，很少用到「與時並進」，董特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這種高度政治化場合拋出來，且跟江的「與時俱進」高度相似，很難不令人懷疑，他正在身先士卒的主動引入北京政治術語。
但北京政治術語流入的同時，其背後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亦如影隨形進入香港社會，港人在耳濡目染下，或會慢慢接受北京的政治文化。對香港而言，是禍還是福呢？
記者：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