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筆者在本欄引述明代劉伯溫說一個人要「左右自己」，其要義就是要一個人把自己執着的觀念擱在一邊，「大其心受天下之物，虛其心納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勢，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執着的觀念來源於過往的經驗。過往的經驗很可能是成功的經驗，成功的經驗使一個人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觀念，以為依此觀念去做就萬無一失，而往往漠視天下之勢已變，所處理之事也已不同，為自己過去的經驗所囿，跳不出來，就無法接受新的觀念，也就無法適應時勢，無法處理新的事務。
董伯過去有營商做老闆的經驗，而且所經營的是家族生意。經營家族生意在處理人事上有兩大特點：一是手下員工，特別是高層幹部，只向老闆負責，不須向任何其他人負責，只要老闆點頭，或默許，就甚麼事都可以做；二是對高層幹部的要求，是要他們對老闆忠誠，而老闆對他們則會加以愛護，忠與愛，是中國式家族生意的道德管理文化，而不是實行西方企業文化中的權責分明的負責制。在中國式家族生意中，高層幹部只要對老闆忠心，即使做錯了事也會受到包容，頂多被老闆嚴詞訓斥，而這種訓斥也如嚴父般出自愛護之心。西方企業文化則重視權利義務分明，做錯了事就要承擔責任，多大的錯就受多大的處分，即使是皇親國戚也不給面子。
倘若不是營商，而是處理公共事務，那麼即使在中國文化中也不一樣。《三國演義》中有「孔明揮淚斬馬謖」的故事。馬謖是孔明的愛將，但他失了街亭之後，孔明也要揮淚斬他。因為馬謖不是在孔明的私人事業上犯錯，而是在公共事務上犯錯。
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眾人的事。如果一個政府首腦，只要高層幹部對他忠心，就不顧他對公眾造成多大損害，明明被一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指為「不誠實的證人」，政府首腦仍要說這人「誠實」，明明高層幹部有「以權謀私」的表面證據，政府首腦仍要說他有「高尚情操」，明明高層幹部在處理沙士疫情中有失職的嫌疑，政府首腦卻要他去主持對自己職權範圍內的調查，還說要「對事不對人」，這種種表現，都是由於把經營家族生意的經驗運用到政治事務中，不僅損害公眾利益，也賠上了自己的聲譽。董伯的民望每下愈況，絕不是偶然的。
邱吉爾說過：執着於過去的人，定會失去未來。人民要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與未來。囿於自己過去的經驗，執着舊有觀念的政治人物，他不給人民未來，人民也就不給他未來。──這是香港市民要求董伯下台的呼聲愈來愈高漲的根本原因。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