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日本商人對我說，這場瘟疫害苦了香港，香港民眾展示的是穩健的公共道德，成熟的公民教育，比中國大陸和台灣民眾的抗疫行為漂亮得多：「值得香港民間自豪，值得香港官方慶幸！」他說。帶着一點中國血統，中國官話和英語總是說得很慢，很清楚，八、九年前在台北認識他已經是那樣了。長途電話裏常說他年來深切意識到自己老了，懶得出遠門了。我沒問過他的歲數，只知道我在倫敦亞非學院掛單的那幾年他在帝國學院。
他問我香港疫情是不是真像日本傳媒說的平和了。我說看樣子是蠻穩定了，下一步要清潔香港，搞好香港的環境衛生。他說老早就該這樣做了：「我八十年代在香港做事香港已經很不夠乾淨，像蘇絲黃的世界那樣髒髒的。」他說公民素質這樣好，只要政府放手推動，不出一年香港就跟小津安二郎電影裏的原節子一樣整潔！我笑他講城市衛生還講得那麼浪漫。他說小津的時代已經過去，日本風土也喪失不少寧靜舒泰的傳統：「小津安二郎的人文情懷太有社會意義了！」
我們是在台北一家畫廊裏認識。畫廊老闆是個老老的台灣人，日本話說得跟台語一樣順口。我那時在留意中國當代畫家的小件作品，日本商人專找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王一亭，連吳昌碩的學生王個簃都成了他的朋友。畫廊老闆看我們聊得投緣，請我們一起去吃午飯，一起到故宮博物院看字畫。半年後他來香港，我們又一起去找字畫。前兩年他拿溥心畬在日本畫的一幅絹本小畫跟我換一張王個簃的扇頁。斷了一年多的音信，非典最兇的那幾個星期他來過好幾次電話，說是惦念他住過好幾年的香港，惦念雅好字畫的同志。
有一回，我們在他住的旅館咖啡廳裏談起豐子愷的畫，他說豐子愷的藝術情懷跟小津安二郎最相似：「你想像不到，先父早年在小津拍電影的片場裏當過雜工，我迷小津是遺傳的！」他笑得很高興。霎時間，我發現他的相貌也七分像小津，一抹花花的小鬍子更像。他說好多人都這樣說過：「可惜我老婆不是《東京物語》裏的原節子！」
我真喜歡小津的《晚春》、《麥秋》、《東京物語》和《秋日和》裏演紀子的原節子，婉約中不失剛愎，謙順裏不減風華，在五十年代我們成長的黑白歲月，那是紙窗上一枝顫抖的梅影。《東京物語》裏演寡婦陪公公婆婆在東京暢玩一天，老人家勸她淡忘戰死的丈夫，要她找個好好的歸宿。她說她已經夠壞了，近來不那麼想念丈夫了！銀幕上輕輕浮過的那一串神情，真的足夠天下小伙子三宵的遐想。
日本商人說他死心眼得很，只喜歡任伯年那一派的畫家，像小津安二郎死心眼喜歡原節子和笠智眾演他的戲，生前恨不得多幾個原節子這樣的演員給他專用：「小津一輩子不結婚，會不會是因為他自甘單戀原節子呢？先父說小津的片場永遠不會亂糟糟，永遠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像他的電影語言，像他的電影畫面。」他說。我忽然想起小津安二郎是一九六三年六十歲生日那天病死的，原節子聞訊大哭，從此息影。聽說那年她四十三歲。
（圖）齊白石小品《秋梨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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