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肆虐多月，疫情平復下來之後，香港感染的病人不算多，而且當中很多是政府處理公共衞生危機失敗的無辜犧牲者。以目前的科學研究成果判斷，沙士的傳染途徑有限，只要政府的反應符合醫療專業，可以有效預防，病者也容易隔離，而即使本地醫學水平不足，也可迅速援引世界衞生組織的幫忙而奏效，越南就是一個好例子。
沙士在香港乃至中國釀成經濟災難，是因為兩地的政府誠信失陷，無法掌握知識權威，詮釋、統籌和駕馭多種來源的資訊，權威的真空被民間謠言和專業媒體佔去，又不及時援引國際組織幫忙，在初期甚至刻意隱瞞真相，令國際猜疑，兼且中國大陸和香港一向公共衞生形象不佳，沙士又有可能在密閉的高速運輸工具（如飛機）和會議空間傳播，在世衞發出旅遊警告後，對香港和中國採取過份謹慎的反應，在「寧可信其有」的情況下，紛紛取消來港和來華的商務和觀光旅遊，於是釀成經濟災難。
在全球化和媒體資訊科技革命之後，資訊的傳遞速度，快於科學知識和行政律令。資訊可以正面地警惕民眾，引起防備（如香港的情況）；也可以負面地誤導民眾，最終引起恐慌（如大陸的情況）。香港的政治災難，在於尚待考證的眾多醫學知識和防疫建議在未被衞生當局統籌和評核之前，已經同步由屬下單位（醫管局、醫院、醫學院、個別大學教授等）向傳媒發放，任由傳媒各自演繹，引起混亂和過份恐慌。在資訊混亂之下，科學真理和有效行政迷失了方向。
正面地掌握知識權威和駕馭資訊，是現代政府的首要任務。沙士一役證明，中共和港府都不及格：中共一味負面扼殺知識真理，港府則隨便棄守真理，任由醫院自理和民間起哄。在疫症爆發初期，中國大陸作為沙士的病例核實地區，掌握最多資訊，然而，中共並無知識權威，因為中共在科研範圍一貫政治掛帥，科學真理無法辯論，例如初期堅持社會科學院的「衣原體」的病源假設，排斥其他病源解釋。世衞調查期間，又用各種卑劣手段隱瞞疫情，於是中國掌握的眾多疫症資訊，便成為假資訊（disinformation），其誠信不如堅守科學真理而掌握知識權威的世衞組織。
世衞組織手上的資訊很少，但最終依靠知識權威，佔據主導，其旅遊警告亦廣為國際信服。中共的新領導層，痛定思痛，撥亂反正，最後遵從世衞原則辦事，主動參與資訊交流，與國際接軌，於是香港和廣東省的疫情資訊便恢復誠信，後來更在部份地區獲得旅警的解禁。經此一役，中共和港府或許會重新認識現代政治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