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在立法會再次討論金融管理局的公司管治表現前夕，三位曾參與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或貨幣發行局的經濟學者向立法會提交意見，其中前任諮詢委員會成員、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名譽教授饒餘慶（圖）罕有地批評金管局，指金管局的管治範圍應有限制、其僱員的薪酬不應高於公僕、所有開支宜交立法會審批，同時金管局的自我宣傳工作應可免則免。
饒餘慶在97至98年間為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但一直沒對金融政策公開表態。不過，他在書面意見內開宗明義指出，金管局為堅持聯滙，令香港付出高昂代價，包括歷時五十多個月的通縮。他說：「如果經濟死掉，維持聯滙又有何意義？」但金管局仍堅持聯滙是在任何時候也屬香港最佳的安排。
饒教授的個人感覺是，金管局過份吹捧其推動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作用，但部份工作實際是由其他學術組織進行，並非金管局。
饒氏最後歸納其意見為五點：金管局應維持原有的貨幣政策、銀行管治、金融基建及儲備管理的功能；其他管治工作如消費者保障、存款保險及信貸局等仍由公僕負責；金管局的薪酬遠高於公僕的現況並無理據，有關差距應大幅收窄；金管局的所有資本開支應由立法會審批；金管局的公關工作集中自我吹捧，應可免則免。
其他兩位學者，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曾澍基及前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Goodhart教授也表達意見，前者建議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可作轉變，成為類似英倫銀行架構，推行非執行董事制度；後者則認為現有架構可取，不應作出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