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校長張信剛表示自己只是信差，傳達了教資會的決定，結束十三項課程的資助。影響所及，理論上應屆中七學生少了五千個受資助的副學位入學的機會。要麼，就只能入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
信差又怎可以享有幾百萬年薪？張信剛的表現，是自己顧自己，沒有理會城大的歷史，自然也不理會已經畢業的校友的感受。要想城大成為一流學府，副學位的存在的確是一件阻頭阻勢的事，試問世界一流學府，有幾多願意搞商業味重的高級文憑課程，收取被標籤為水準不足的副學位學生？
但城大的前身是城理，正是由開辦高級文憑課程，現統稱為副學位作為開始。社會上城市理工與城市大學的畢業生，不知凡幾，在各行各業都有成就，是不爭的事實，亦是城大對社會的功勞。
筆者在九○年代中曾在城理（九五年才改為城大）及城大教授過不少高級文憑課程的法律科目。不少畢業生曾托筆者寫推薦信，直接到英國升讀碩士課程，甚而MBA等。回來後就業情況理想，今天比筆者好世界者大有人在。
年輕人的質素，學歷表現，受很多因素影響，過早斷定讀不了學位課程者是次等學生，任其自生自滅，是不符有教無類教育理想，更是浪費社會人力資源。
取消副學位的資助，除了財政上的理由，更是精英理念的重現，及大學官僚只朝好大喜功的目標發展，這都不符香港的現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