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行政學系副教授 成名
劍橋大學的森爾教授，以研究經濟發展揚名。他對人類饑荒成因的重大創建，讓他勇奪諾貝爾經濟學獎。森爾發現二十世紀最嚴重的饑荒，最大成因是獨裁政權，而非貧窮。政權愈獨裁，權力便愈集中，各種制約權力被濫用的機制，如新聞自由等均被打壓。在缺乏有效「問責」下，發生饑荒後獨裁者仍可安寢無憂，繼續掌權，終弄至慘劇在不同的獨裁政權一再發生。
SARS的爆發，揭示了大大小小不民主政制的缺憾。首先，中國的專制政治，未能鼓勵地方和北京政府在病發初期公開疫症，繼而間接把病毒傳至香港及世界多處。其次，特區政府輕視廣州疫症爆發，未對事件作獨立客觀的調查，至三月又忽視疫症已在社區爆發的事實，漠視威院教授之警告，拖延落實緊急應變措施終導致超過二百人死亡，製造了孤兒寡婦和醫護界的烈士。到最近在不民主的政制下，特區政府又推出了要由政府高官楊永強調查自己的笑話，種種可悲現象再次引證了森爾教授的智慧——不民主政府是製造「天災人禍」的溫床。
香港人爭取民主有用嗎？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表示，中國政府既然反對香港民主化，爭取民主便沒有希望了。
中國政府自八十年代中起採取了一連串措施，意圖阻撓香港建立民主制度。雖然如此，大部份的民主化改變，都是統治精英經過小心計算成本效益後才進行的。統治精英在與民主派人士討價還價中，如認為開放政治比鎮壓民主訴求的利益更多，則會推行民主制度。香港在八十年代也曾對民主化進行激烈爭論，它透過經常能夠動員群眾支持，指摘中國逾越聯合聲明，在香港催生了支持民主的政治文化，加快《基本法》規定的民主發展。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香港出現信心危機。在民主運動的催迫下，加上英國政府有意加快民主發展的步伐，滿足當時香港社會日趨高漲的民主呼聲。中國政府為了香港的繁榮和中國現代化不受負面影響，也為了解決台灣問題，遂作出讓步，同意英方在九一年選舉中把立法局的直選議席由十席增加至十八席。同時，在各方壓力下，中國政府也同意九七年後香港應該循序漸進，最終發展全面的民主政制。更許諾原則上有可能在二○○七年推行全面民主，比《基本法》初稿所訂日期提早四年。由此可見，英國政府、民主派、工商界和公眾的無形聯盟。使中國對壓力作出讓步，實質上加快民主的步伐。
上述回顧，揭示了支持本港進一步民主的人士，不宜妄自菲薄，忽略八十年代本地民主運動的貢獻；更重要的是，踏進回歸後的第六個年頭，本港出現以下大幅有利民運發展的因素：一、經濟復甦似遙遙無期，失業又日趨惡化；二、貧富日趨懸殊，愈來愈多市民相信官商勾結，阻礙香港改善經濟困境；三、董建華為首的所謂「高官問責」政府，既未能共度時艱，又缺乏大眾賦予的認受性；四、《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還原《公安法》等，愈使港人對未來人權狀況憂心忡忡。未來民主發展，有待港人繼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