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紀中葉歐洲爆發的瘟疫聽說是帶菌的老鼠傳播的：病人的胳肢窩下腫起一個瘤，慢慢大起來，像雞蛋，像蘋果，又慢慢蔓延到人體各部位；接着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和身上都出現黑斑或紫斑，有的稀稀疏疏幾大塊，有的密密麻麻幾小塊；病人鼻孔一出血就必死無疑了。那是那時候寫書的人的記載。他們說，那是十字軍東征回到歐洲加上蒙古大軍西進造成的食物鏈變化，而溝通東西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更是一條傳播瘟疫的管道。
寫書的人還說，多少痴男怨女都在這場瘟疫中死了，多少痴男怨女也在這場瘟疫中延續着情愛的遊戲：一個馬夫冒充國王跟皇后睡覺；一個院長愛上農民的妻子，用一杯藥酒讓農民死一段時間；羅西雄殺了他妻子的情人，取出心臟，做成菜餚給妻子吃；醫生的太太誤認情人死了，把他藏在木箱裏，兩個高利貸者把木箱偷了去。六百多年後，瘟疫又在東方散播了：「人類的互助，大半來自危急；人類的高貴，大半來自災難」，余秋雨為共抗非典這樣說。
可是，意大利翡冷翠籠罩在瘟疫黑雲下的時候，七位高貴的小姐和三位高貴的青年避疫鄉郊，在小山上花樹飄香的別墅裏飲宴享樂，一住住了十天，每人每天輪流講一個故事，直到瘟疫緩解才回到城裏去，造就了薄伽丘寫出這部傳世名著《十日談》。倫敦的朋友安東尼前幾天剛在長途電話裏告訴我說：「薄伽丘書裏這十位避疫的青年男女表現的是典型的貴族子弟心態：仁者不貴，貴者不仁！」
這部一百個故事組成的大書曾經是我啟蒙歲月裏追求詼諧追求春意的源泉，一連七八天憑着英文譯本摸索神秘的感官世界，在陌生而撩人的文句中一邊沉迷在激蕩的禁區裏，一邊揭開成長過程中上了鎖的情慾迷宮之門。那真是一幅繽紛的針織掛畫，一針一針綉出文雅的資產階級不沾半點虛偽的墮落，一篇一篇的故事都在樸素的口語和明快的敍述節奏裏閃耀出古老世紀鮮艷的倒影。
八十年末我偶然讀到台灣遠景版鍾斯譯的《十日談》中文本，發現譯文漂亮流暢極了，八成是三四十年代老上海老北平譯林高人的手筆。我回想起早歲讀英文本的感覺，隱約體會出薄伽丘那套摒棄繁文虛飾的文風所揭示的高遠的情愫。我為我不學意大利文不學拉丁文而抱憾，我甚至很想靜心細讀他讚美但丁的那部《但丁傳》。
薄伽丘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先驅，生在巴黎，成長在翡冷翠，父親很早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去學做生意，讓他熟悉社會生活，認識王孫貴族，結交各個階層的朋友。為了那個美麗的菲婭美達，他寫《十日談》之前的不少作品，幾乎都借騎士精神和騎士愛情的襟懷寄托他無盡的依戀。那天，我在電話裏對安東尼說：「薄伽丘的《十日談》也許是瘟疫高潮時期一種反高潮的舉措，台灣一些作家在台灣實行非典隔離政策的時候，竟然紛紛撩起瘟疫的古典記憶，為那些慘遭隔離的人喚回《十日談》的避世意境。但願那也是一種送炭的慰藉。」
﹙圖﹚徐菊庵一九四六年《熙鳳》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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