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欄:過時之「時」 - 李怡

李怡專欄:過時之「時」 - 李怡

董伯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雖然自稱對「謾罵」「絕對可以容忍」,但實際上卻用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大發雷霆,說李柱銘和民主派「唱衰香港六年」,「無所不用其極地罵我,罵了六年」。對陳偉業的質詢,則責之「膚淺」。顯然,董伯的所謂「容忍」,只是意味着他沒有辦法採取專制、獨裁、強硬的手段去禁制批評,而不是表示他的心胸寬闊可以容忍批評。
通常,一個人發脾氣,是由於他已沒有辦法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因此,董伯的發脾氣,給人們的訊息是他已沒有辦法去解決香港的種種問題了。董伯在立法會的表現使市民對他的主政更無信心。
董伯認為他作為行政長官,有責任對民主派作一個「勸誡」,就是「與時並進」四個字。他解釋說,「時代已經改變,如果你們不擁抱這個時代,時代會拋棄你們」。
他所說的「與時並進」,是他的後台老闆江澤民的口頭禪,董伯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而江的所謂「與時並進」,意思是勸喻中國共產黨內的左派不要用舊的教條來面對新的時代,而「與時並進」的主要內容是「三個代表」,是吸納私人企業主入黨。江的「與時並進」,實際上是要拋棄過去共產主義的一套思維方式與發展路向,大膽走資本主義道路。江承襲的是鄧小平的理論,就是「穩定壓倒一切」與不問姓社姓資地「力求經濟發展」。

如果董伯的「與時並進」是要香港在「一國」之下也以上述兩點作為施政基本點的話,如果「穩定」就是要向批評他的議員發脾氣而要求所有當官的與議政的對他都唯唯諾諾的話,那麼即使在內地,在非典的衝擊下,這個「時」也「過時」了。大陸已有民間智庫公開表示,必須建立獨立輿論的監督以及社會上各種指標均衡發展,才能在全球化中帶來真正的經濟成長。而行政改革,高官的權責制也至為必要。因此在非典疫情爆發後,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已有一百多名官員被撤職。陳偉業就內地高官被撤職的事質詢董伯,不但不膚淺,而且正是中國內地的「與時並進」的問題。
如果董伯的「與時並進」,是指不要用殖民主義時代的眼光去看今天的時代,那也令人不明白他所指的是甚麼。是否香港人接受回歸「一國」之後中國的「一黨專政」嗎?接受愛國主義嗎?接受不民主的欽定特首嗎?事實上,這些中國政治上的包袱,已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漸漸被老百姓忽視以至放棄了。中國「過時」的政治落後狀況,是遲早會改變的。筆者倒是覺得董伯真要「與時並進」了。
香港人一開始是接受「一國兩制」的(民調顯示,至今多數人仍然接受),也曾給董伯很高的評分,寄予很大的希望。如果董伯不是「做衰」香港,又豈怕人們「唱衰」香港呢?不久前,鄭大班不恰當地罵了高永文,不是反而令高永文得到廣泛的同情與支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