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朋友來電，她在寫小說，我也是，就談起小說裏的人物。
我的故事裏，有兩個要好的朋友，一同上中學，一同愛上同一個女孩，女孩對兩人都有意思，但最後嫁了給阿甲；事隔七年，阿乙還是條光棍，有一天，他和甲妻，也就是他當年深愛的女孩在路上相遇，他們沒說甚麼，一起走了一段路，然後，在堤畔坐下來，眺望夕陽落在伶仃洋的熱鍋裏，大海把紅日煎得滋滋響，但他們仍舊沒說甚麼話。
過了十二個月，阿甲無意中提起自己的老婆：「我們快一年沒做那回事了。」阿乙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們是好朋友，得講情義，總不能說：「你不做，我想做，讓我來做做。」甲妻克制，阿乙也克制。
「克制最好看。」我說：那樣的情，像一根緊繃的弦，風過時，弦發悲聲。
「我們女人不擅長寫這種『友情』，女人沒有這種『友情』。」她說：女人總比男人愛得乾脆，愛得轟烈，愛得全面；對同性好朋友，不會像男人那樣「理性」。
作家朋友洞察人心，她認為易地而處，如果女孩嫁的是阿乙，七年後，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他們感情會變淡，問題會轉多，說一年沒做那回事的，可能換了是阿乙；而阿甲，會反過來，既要謀他老婆，又要講「克制」。「這麼想，實在教人覺得悲哀。」我說；但生命，可能真是這樣，沒有甚麼是最好的選擇，就算不去選擇，也不見得是個好選擇。
冒進，會帶來遺憾；遲疑，何嘗不遺憾？可憐身是局中人，進取和退讓，可能同樣沒有好下場。「問世間，情是何物？」這一問，問了好多年；情，或者就是寬容和寬恕；人非草木，畢竟有太多的追悔，太多的執迷，我們僥倖能保有的，只是苦澀的微笑，或者帶甜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