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耀洸
「明無善政，自廢相始」，港無善政，從何說起？高官問責制的一個重點，就是「廢相」，削去政務司司長的實權，三司十一局直接聽命於特首，即使在抗炎大計中，輿論要求讓曾蔭權話事，特首亦只賦予清潔組長的統籌工作，這工作即使交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掌舵，也綽綽有餘。
由保松至抗炎，均顯示高官問責與民主問責是兩碼子事。高官只向特首而非民眾負責，保松的思維便顯示不以民意為依歸。套用電視劇《雍正皇朝》中雍正的話，就是反對其寵臣田文鏡即反對朕。但從另一角度看，倘不嚴懲試場舞弊案的張廷璐和山西欠官銀案的諾敏，將會政令不行。雍正對頭人八皇爺看準這點，於是發動黨羽保張廷璐和諾敏。雍正明白箇中道理，最終處死了張廷璐和諾敏。
如此看來，真心挺董的人應該保松還是讓松丟官？不管如何，董的策略看來是穩定高於一切，向群眾問責，反而令輿論下次批罵官員更狠，裁撤了不稱職的問責高官，不但令特首穩坐市民支持度調查的倒數第一，還恐怕下一次矛頭指向自己，所以問責制至今只突出了削去政務司司長權力，無法做到民主問責。
問責制下，高官向特首問責，他們之間如何分工？在抗炎一役上，令人感到模糊不清。疫症爆發初期，很多家長已強烈要求停課，宣布不停課的記者會當然由教統局局長主持。但三月二十七日的停課決定，卻宣諸特首之口，他儼然成為與眾局長競爭的一個高級局長，這樣的問責制難有團隊的磨合，卻有各自打算的磨擦。
問責制的另一方面，是吸納支持政府的政黨黨魁入行政會議，鞏固支持政府的陣營。然而，任行政會議成員的兩名黨魁均表示，由曾司長當清潔組長的抗炎大計，沒有在行政會議上討論，甚至透過傳媒才得知抗炎措施。那麼，體現集體領導的行政會議，在問責制中重要性多大？
固然，問責制本身不講民主與演繹問責制可以是兩回事，廢相後朱元璋獨攬大權，明成祖精明能幹，廢相的問題此後才凸顯出來。但董削曾司長權，制度和人事問題已表露無遺，這並不表示曾司長技藝超群，只是他精於少犯錯而已。
由此可以說，港無善政，非由問責制始，而是種因於無民主政制，問責制只是令情況更壞。既然如此，民主政制才最重要，即使董下台，也不會有民主政制，但在強烈民意要求下，董仍不下台，高論民主政制又是否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