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劉永佳之後，另一位醫護人員、屯門醫院醫生謝婉雯因照顧病人染上非典而逝世。董建華、楊永強及醫管局高層表示哀痛，又讚揚謝婉雯的無私奉獻精神，及表示會讓她安葬在浩園。
但這一切，對已經逝世的謝醫生，已沒有甚麼意義了。
筆者除感到哀痛與惋惜這位年輕醫生逝世之外，更認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梁家騮的話，就是「感到憤怒」。梁家騮主要指摘醫管局給屯門醫院的防護裝備不足，經要求後仍不予理會，才導致連續兩位醫護人員染病逝世的慘劇。
但溯本追源，真正要對謝醫生之死負責的是董政府。正如澳門發生首宗非典病例之後，澳門特首何厚鏵所說，首宗病例的發生，是對特區政府的綜合管治能力的考驗。
董伯領導下的香港特區政府，正是經不起這個考驗，才導致疫情在醫院、在社區擴散，導致一千六百多人染病，二百多人死亡。董伯的手上沾滿血迹。他在護士日的落淚不能減輕他的罪孽。他在對謝婉雯之死表示哀痛時，他應想到：謝婉雯是自動要求救治非典病人的。
謝醫生沒有像董伯那樣，覺得自己的身體「很重要」而拒絕到炮火猛烈的前線。
非典與其說是天災，毋寧說是人禍。只要我們比較一下新加坡政府應付「非典」的措施，我們就知道董伯領導的特區政府，的確是既無能又無膽。無能是指它的應變措施，無膽是不敢面對疫症從內地蔓延至香港的事實。
若以人均病例來算，新加坡一度是全世界非典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但新加坡政府一開始即採取果斷措施。一，由四位部長組成統一作戰的「抗SARS部隊」，四部長分別進駐專門治理非典病例的四家醫院。二，設立一站式的SARS網站，方便市民、旅客查詢所有關於新加坡SARS的資訊。三，分三條防禦戰線，對非典病毒進行防堵，三條戰線是：入境關卡、醫院和住家。入境關卡是對入境旅客進行嚴格檢疫；醫院是指定四家醫院專門收容及治療非典病人，對這四家醫院的醫護人員採取最嚴密的防護措施，並嚴防探病的人成為帶菌者；對一些可能被感染的人勒令進行住家隔離，如他們違例外出則發出警告、罰款，及要求他們佩戴手腕電子監視器。
新加坡還不斷推出各種防炎措施。但僅以上三項，董政府就沒有做到。正如新加坡一位部長許文遠所說：「我們不是用藥物來打這場仗，這不是醫藥問題，而是行政問題。」新加坡之勝在行政，香港之敗也在行政。
當董政府把劉永佳、謝婉雯推舉為抗非典英雄的時候，一方面固然鼓舞其他仍在奮戰的醫護人員，但另方面卻藉英雄的塑造而模糊了問題的焦點，而焦點正是董政府人謀不臧的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