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陸德泉
當中國的非典疫情日益猖獗，向經濟貧乏、缺乏防護經驗和設備的西部農村入侵之際，香港的領導人竟然恬不知恥，向中央政府要求提供防疫物資上的支援。雖然中央領導人也開始明白到西部地區和農村極度缺乏防疫設備和物資的處境，但為了挺董，也無可奈何的捐贈了上億元的物質給香港。
本來董建華向中央政府伸手爭奪西部地區和農村的物質已經荒謬；到中央捐助到達之時，香港疫情已經好轉，相反，非典向西部地區和農村蔓延的勢頭已經形成。董建華為了顯示取得中央支援，接收中央援港物資，盡顯荒謬中的荒謬。而中央政府為了挺董而剝奪西部地區和農村防疫資源，更顯西部地區和農村民眾可悲的可悲！
雖然中央政府採取了不少積極的政策阻止非典傳入西部地區和農村，但看來傳統的官僚主義和三農問題的矛盾仍然不斷扭曲防疫政策的執行，使農村不但受到疫情的威脅，也受到官僚主義和農村結構矛盾的威脅。
首先，中央政府採取了嚴厲的懲罰手段要求地方領導重視防疫工作，對於疏忽者，嚴懲不貸。由於懲罰嚴厲，不少地方採取了更嚴厲的辦法來控制下級幹部。例如陝西省寶雞市制訂政策，如果出現一例非典患者，該轄區分管領導要免職。這個辦法固然激發幹部的責任心，但同時也容易造成地方幹部為了保護官職謊報或瞞報，造成社會恐慌或隱瞞疫情。同時，下級政府就制訂更嚴格的土政策防疫。
那些防範非典在農村蔓延的政策，進一步凸顯和激化農村的結構矛盾和幹部民眾的矛盾。不少內陸地區的縣和鄉不但衞生醫療條件缺乏，而且財政緊絀。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在內蒙古嚴懲防疫失職的幹部中，相當部份是照顧非典和懷疑染病的幹部害怕地方醫療條件薄弱，而逃離當地，到北京求醫。特別現在的防疫政策嚴格要求各地發現病例後，必須當地就醫，這必然對內陸薄弱的醫療衞生條件構成更嚴重的壓力。在薄弱的醫療條件下，嚴厲的防疫措施營造的恐懼、當地負責醫療非典的幹部逃跑、過度恐慌的農民圍攻隔離中心，就成為不能解開的困局。
防疫支出對農村財政的壓力巨大。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對湖南省衡陽縣採訪，指出縣的防疫措施每天就要消耗二十萬左右。由於縣裏需要檢查回鄉人員，提供中轉接人，光租用二十六台車，一天就要吃掉五萬元。政府承諾給醫護人員每天四十元的補助，一直沒有發過，而幹部的補貼還沒來算進去。
這些防疫措施顯然加強了地方政府把財政壓力轉嫁到農民頭上和控制民眾的權力，以至從中漁利的機會。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在五月十日發出的《關於加強農村市場價格檢查，堅決制止亂漲價、亂收費的緊急通知》，顯示不少地方的衞生、防疫和公共交通部門以檢疫、消毒、體檢為名向農民收費，甚至借機以任何形式亂收費，以防治非典為名上路設卡罰款收費。有些地方政府要求農民外出打工必先辦理健康證明書方可批准外出，民工流入也需要民工辦理當地的健康證明書。這些防疫措施進一步加重了農民負擔和民工外出打工的負擔。
這些農村防範非典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凸顯中國農村的結構問題和官僚問題，加深非典在農村蔓延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