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昨天說，人民真有走上街頭，以直接的力量推倒董伯政府，要他下台之時，歸功者，不是筆者直接呼籲的文字，而是大班與黃毓民，還有近年才以筆名尖刻地評論政府的才子，縱然這些人連自己也不敢隨便承認自己的功勞。
這不是筆者自謙，想討好甚麼人；也非筆者害怕有事發生之時，要負上煽動的責任。中國人的謙虛，是偽善的行為，筆者討厭，只想照事論事。民主並不是建基於選舉制度，而是政治文化的改變；民主派與其他專業精英歷來做的，只是推銷膚淺的基本民主觀念，雖然容易被認同，但觀念並未植根於小市民，亦所以小市民除了在有限選擇的投票遊戲中支持外，與民主派其實是疏離的。
政治文化的改變，更為重要，而最重要的改變，是人民有當家作主的心態，不再要求有好的領導人（好皇帝），反而是十分苛刻，要提出諸多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要有他做得好是應份，做不好我有權趕他下台的心態。
這是不容易的改變，看看國內，開放多時，官是父母官，人民要忠於制度的心態，只是忠君愛國觀念的變種，與現代民主相去甚遠。反觀香港，制度上不民主是事實，但人民對代表權威的政府與領導人再無絲毫尊崇之心，是一種徹底的改變。
這些改變是政治文化的改變，始於九年前的「龍門陣」，而九七之後長時間對具體施政苛刻批評，更有漸漸地移風易俗，潛移默化，改變中國人崇拜權威的民族奴性的效果。筆者寫文章，也着意打破犬儒，挑戰權威，但論到實在的影響力，又怎能不歸功於以上幾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