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松稅前買車在董伯力挺之下得以戀棧權位，可以說給高官問責制建立了一個毋須為後果負責的很壞的先例。一周前立法會否決了對梁錦松的不信任動議，說明立法會縱容這個先例。
立法會開會時，絕大部份問責局長缺席，而代為辯護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也言詞曖昧，顯示阿松已失去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支持。他的戀棧，不僅是對高官問責制的踐踏，也是對香港傳統文官制度下的權責觀念的踐踏，殆害深遠。
立法會動議辯論當天，筆者與兩位高官晤談，其中一位表示，如果他處於阿松的地位，被報章揭發稅前買車的當天，他就會立即向行政長官請辭，而且會表示不接受挽留，而不是扭扭揑揑地向董伯說，「如果有需要我願意辭職」。理由是：一、未有足夠智慧對稅前買車的後果作事前判斷，而這智慧絕對是一個財政司司長所必備的；或是二，個人誠信有問題；又或是三，縱使個人問心無愧，但無法令公眾相信個人誠信無污點。三個理由中任何一個，都應即予辭職。這位高官表示，他會在再三表示不接受挽留時，說明他的辭職是要給問責制建立一個個人承擔後果的先例。他會立即請假，至行政長官批准他辭職為止，而推銷財政預算案的工作，就建議由財庫局局長暫代。
辭職，是為問責制建立一個好的先例；護短和戀棧，是為問責制建立一個壞的先例。兩種處理，對香港管治形態的影響至為深遠。
問責，英文是Accountability，它與責任（responsibility）不同，前者更突出負責者擁有一定權力。因此，台灣將一本名為《Accountability》的書，譯為《權責制領導》。書前的「專文推介」中說，「權力與責任是一體兩面，權力依附責任而生，責任跟隨權力而來。」
書的作者是三位有約三十年顧問經驗並長期擔任「領導統御術教練」的專家，名叫BruceKlatt,ShaunMurphy,DavidIrvine。此書以深入的學理和實際的經驗，並舉出許多案例，解釋權責制的原因及具體運用。
在「權責制的主要原則」中，作者提出六大原則包括：一、權責制是一份個人誓言；二、為結果負責意味僅有行動並不足夠；三、權責制需要個人判斷和決策的空間；四、權責不可分攤或預設條件；五、組織整體的權責屬於每一個人；六、沒有後果的權責制毫無意義。
由於責任隨權力而來，因此權責制的原則中，最重要的是「為後果負責」，如果沒有後果，權力就會被濫用。因此，阿松的戀棧，董伯的力保與立法會的縱容，絕不是小事。
有關官員或議員若能讀一下《權責制領導》這本書，就知道筆者所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