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友人說，其辦公室附近一個地盤，本來每天都有上千工人輪班工作，發生非典疫情後只剩下不到四百人，其他工人「全跑了，都回家去。」
前兩個星期，北京通往外地的公路、鐵路上，都擠滿逃亡的人潮，主要是民工。在一場不知名的災難面前，民工們不但心靈很脆弱，他們的生命更脆弱，一旦染病，就等於判了他們的死刑，代價很可能是「客死異鄉」。所以，無論政府如何防堵，以免他們在沒有檢疫的情況下貿然回鄉，將疫症擴散到農村，他們也管不了那麼多，千方百計要逃出北京，即使以八十至一百元的代價（相當於他們三分一的月薪），也要乘坐貨櫃車「偷渡」出京城。
他們逃亡的原因也很簡單，擔心留在京城會被隔離，就算不被隔離，每天也是提心吊膽的過日子，一旦染病更是死路一條，他們絕不可能負擔天文數字的醫療費（數萬或十多萬元）。無論政府如何宣傳，保證免費治療所有患上非典的民工，而被隔離之後也會由居委會照顧三餐，但是，民工們就是不相信市政府，不相信有免費醫療，不相信被隔離後還會獲得免費食宿。經驗告訴他們，政府的話不可靠，要活命只能躲到家鄉。
事實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出現類似專門捉「超生」的計生隊的「捉懷疑非典患者」隊伍。一旦在公眾場所不小心咳嗽一聲，被人聽到就完了。上海市就因為有不少人在公車上咳了一下，被同車的人舉報，然後全副武裝的醫療人員趕到截停公車，把咳嗽的人趕下車檢查。沒發燒還好，一旦發燒，全車可就完了：被捉去強制隔離。城市居民尚且如此，民工們的情況還敢想像嗎？在這種情況下，哪有民工還敢留在不屬於自己的大城市呢？
這次大逃亡固然是民工的悲哀，但也證明了中國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徹底失敗，更是民工們在這種戶籍制度下，受盡白眼、受盡不公平待遇的大控訴。且不說民工在城市包攬一切齷齪、辛苦、低賤的工作，僅得微薄的報酬；也可以不談他們對城市建設有多大的功勞；但是，城市政府不但不理會他們的苦難，還要他們繳交暫住、勞務等名目繁多的雜費和罰款，讓他們活得像「舊社會」裏被資本家生吞活剝的賤民，這可是天理難容的事情！
他們每天最大的心思就是，如何避開城市管理人員的罰款，如何避開公安藉口扣押而要以罰款代刑。更可怕的是，政府只管吸他們身上的血，卻從不投資在他們身上。他們既不能享受醫療福利，子女也不能享受教育的權利（除非繳交上萬元的代培費），他們居住的地區缺水缺電缺煤也沒人管。試想想，在危急存亡的關頭，他們還會相信政府嗎？
北京、上海、廣州這三大城市的流動人口（主要是外地民工），佔總人口的五分一至三分一。換言之，至少有五分一的城市居民不信任政府、不關心政府，遇到管理危機、需要市民全力配合政府的時候，卻有五分一的人反其道而行。這還不算是管理危機嗎？
這次非典型肺炎危機，是國人全面反思中國制度缺憾的絕好機會。中國固然應該建立完整的應急系統，應該檢討公共醫療體系（無論是收費還是設備），應該檢討如何培養公德心和醫療人員的專業精神，但更應該檢討的是官僚制度和管理方法，是否能夠適應二十一世紀的需要，是否能夠滿足將來的經濟發展水平。否則，這次危機算是白忙一場了。
記者：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