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想不到李怡先生（五月一日《論壇》）亦會「對人不對事」，指筆者為「保皇黨」，所以對我「以人廢言」。
若然李怡先生願意就事論事，那是這麼的一回事：在反對立法者的壓力之下，《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將「戰爭」的定義壓縮為「已宣戰的戰爭」或「公開武裝衝突」。那麼，凡牽涉到「戰爭」的罪行，即「叛國」、「顛覆」和「分裂國家」，都成為只有國家安全已受損害後，才是可治之罪。到時，治了罪也無補於事。法律因此失去應有的「預防」作用，只剩下事後治罪的功能。這是「寧縱毋枉」的概念，不適用於國家安全法律。
定義不可能恰到好處，不是「縱」就是「枉」，所以當我們要預防國家安全被危害而立法時，不能不偏向於「寧枉毋縱」，也就是洋人說的要erronthesafeside寧可錯向安全的一方，絕對不能害怕可能有損個人人權而畏首畏尾地立法。
採先發制人政策
甚至萬一在符合《人權公約》和維護國家安全間不能兩全的話，也只有退出公約。反對立法者視如神明的美國，它歷來的作風就是如此，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不惜撕毀國際條約：（1）拒絕確認已草簽的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京都條約》，因為美國人口雖然只是全球人口的5%，但它所排放的「溫室效應」氣體，達全球排放總量的60%，要維持它的豪華生活，不可能符合《京都條約》的要求而「減產」，（2）撕毀與前蘇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3）拒絕參與「國際刑事法庭」並迫使該「法庭」給予起訴豁免，（4）繞過聯合國安理會、違背《聯合國憲章》而攻打伊拉克，（5）公開採取違背《聯合國憲章》的「先發制人」政策。
其實在處理可能是嚴重的刑事罪行時，反對立法者所崇拜的民主國家，同樣採取「假定有罪」的原則，就是不要等到法庭判罪後才拘捕犯人，而不是採取「未定罪前，假定無罪「innocentuntilprovenguilty」的「寧縱毋枉」原則。
筆者在四月二十六日的聽證會上所提倡的，就是這麼單純的「寧可信其有」的預防原則，並非如何俊仁議員所指的要回到港英的「暴政」時代的嚴刑峻法社會。
樂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