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台灣與大陸的社會對「非典」的神經過敏的反應,香港社會是成熟得多了。儘管香港主政者遠遠落後於香港社會,種種表現都極不成熟。
台灣執政者,在台北市衞生局的及早預防的推動下,「非典」發生的初期,表現均良好,以致曾一度享「三零」(零感染、零死亡、零醫護人員感染)的美譽。然而,自「三零」破了洞,疫症在和平醫院爆發以來,整個社會的民眾情緒都一下子失了控。當局對和平醫院採取「封院」措施,帶來了許多非理性、非專業的抗爭。和平醫院有醫護人員揚言要跳樓自殺,有的衝破封鎖逃離醫院,有的表示拒絕為「非典」病人服務。地方首長則帶頭拒收和平醫院的其他病患,並拒絕接受和平醫院的廢棄物。高雄民眾抗議設立「非典」特別門診。餐館中食客聽到鄰桌有廣東口音的人,會立即移到兩丈之外。對「非典」病人的家屬,及「非典」的康復出院者,社會上對他們都自動隔離,退避三舍。整個社會瀰漫着集體焦慮,不安,恐慌。股滙市重挫,幾天內跌去一萬億台幣的市值。台灣民眾心理上受疫情的打擊,比實際的疫情嚴重千百倍,民情近乎失控。
台灣與大陸的某些城市,對來自疫區的人採取隔離十天到半月的措施。這固然着眼於本地居民的安全,但卻是沒有計算過「機會成本」的做法。前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寫了一篇文章,表示經計算後,大概每一百五十至二百班航機,即四萬名乘客中才可能有一個潛伏病患,而一百五十班航機停飛所涉及航空旅遊收入則超過六億元台幣。他認為一個政策的採行,不能沒有「比例原則」,「否則為甚麼同樣重視健康、生命的美國、日本及眾多歐洲國家,都未對來自香港、新加坡的班機及旅客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
台灣當局對入境旅客採取嚴厲措施,是基於民眾近乎失控的反應。在選票掛帥而又不成熟的民主社會,當政者這種反應似無法避免。
反過來看香港,無論醫護人員、工商界人士以至一般老百姓,對「非典」的反應就成熟得多了。尤其是醫護人員的專業操守,實無懈可擊。而民眾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互諒、互愛、互助的精神,也難能可貴。社會的不滿主要針對董政府。董政府對疫情的延宕,遲緩的反應,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對來自內地人士採取措施,事事要看內地的臉色,顯示失控的是政府而不是市民。若台灣由董政府來施政,而疫情又是如此嚴重,民眾恐怕早就鬧翻天了。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