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台灣與大陸的社會對「非典」的神經過敏的反應，香港社會是成熟得多了。儘管香港主政者遠遠落後於香港社會，種種表現都極不成熟。
台灣執政者，在台北市衞生局的及早預防的推動下，「非典」發生的初期，表現均良好，以致曾一度享「三零」（零感染、零死亡、零醫護人員感染）的美譽。然而，自「三零」破了洞，疫症在和平醫院爆發以來，整個社會的民眾情緒都一下子失了控。當局對和平醫院採取「封院」措施，帶來了許多非理性、非專業的抗爭。和平醫院有醫護人員揚言要跳樓自殺，有的衝破封鎖逃離醫院，有的表示拒絕為「非典」病人服務。地方首長則帶頭拒收和平醫院的其他病患，並拒絕接受和平醫院的廢棄物。高雄民眾抗議設立「非典」特別門診。餐館中食客聽到鄰桌有廣東口音的人，會立即移到兩丈之外。對「非典」病人的家屬，及「非典」的康復出院者，社會上對他們都自動隔離，退避三舍。整個社會瀰漫着集體焦慮，不安，恐慌。股滙市重挫，幾天內跌去一萬億台幣的市值。台灣民眾心理上受疫情的打擊，比實際的疫情嚴重千百倍，民情近乎失控。
台灣與大陸的某些城市，對來自疫區的人採取隔離十天到半月的措施。這固然着眼於本地居民的安全，但卻是沒有計算過「機會成本」的做法。前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寫了一篇文章，表示經計算後，大概每一百五十至二百班航機，即四萬名乘客中才可能有一個潛伏病患，而一百五十班航機停飛所涉及航空旅遊收入則超過六億元台幣。他認為一個政策的採行，不能沒有「比例原則」，「否則為甚麼同樣重視健康、生命的美國、日本及眾多歐洲國家，都未對來自香港、新加坡的班機及旅客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
台灣當局對入境旅客採取嚴厲措施，是基於民眾近乎失控的反應。在選票掛帥而又不成熟的民主社會，當政者這種反應似無法避免。
反過來看香港，無論醫護人員、工商界人士以至一般老百姓，對「非典」的反應就成熟得多了。尤其是醫護人員的專業操守，實無懈可擊。而民眾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互諒、互愛、互助的精神，也難能可貴。社會的不滿主要針對董政府。董政府對疫情的延宕，遲緩的反應，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對來自內地人士採取措施，事事要看內地的臉色，顯示失控的是政府而不是市民。若台灣由董政府來施政，而疫情又是如此嚴重，民眾恐怕早就鬧翻天了。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