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歷史所載，從來沒有一個城市的富裕，純粹是因為本身所處地理位置優越，佔了往來貿易的優勢，或擁有技術勞力與豐富資源，令城市工業化及開發天然資源方面事半功倍；又或者像耶和華年代的羅馬帝國般，藉軍事實力稱雄而富強。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富裕都市，必須擁有處事靈活的政府、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基建設施、低稅的環境，以上種種，可謂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還是對不同宗教的包容和信仰自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吸引四方八面的科學家、藝術家、教師、哲學家及發明家等不同人才滙聚，令整個社會充滿活力。
相反，一個城市的淪落和腐敗，誘因不外乎激烈的內部社會鬥爭；為了維持貿易或其他商業利益而窮兵黷武，虛耗大量軍費；保護主義抬頭；對轉變中的經濟環境未能作出適當調節，以及對於細小社群缺乏包容等因素，導致弱小宗教社群和商人舉家離開。此外，其他因素如來自新城市崛起或工業轉型而出現的競爭，甚至傳染病的蔓延等，亦可以算上一筆。
據載，黑死病於1346年在歐洲沿海城市咖發（Kaffa）初度出現時，正值咖發被蒙古欽察汗國大軍所圍困。當時蒙古軍把大量屍體拋入城內（此場極可能是史上首場生化戰事），以致病菌沿着地中海沿岸城市散播至歐洲主要貿易中心。最終的結果是在14世紀的後50年，歐洲人口因此場瘟疫而死了差不多40％，導致一些人口密集的貿易中心的經濟急速滑坡。直至200年後的1550年，歐洲人口才逐漸回復至瘟疫發生前的水平。
天花和流感等傳染病肆虐，便曾令美洲的經濟受到巨大衝擊。事緣當年西班牙哥德式人（Cortex）攻打由阿茲特克人（Aztecs）統治的墨西哥，後者由於未能及時找到治療病菌的疫苗，以致短短五十年內，人口由逾2000萬劇減至僅逾300萬。
由此可見，香港現時的情況實在難以樂觀。一方面它正面對全球經濟地理上的結構性改變，另一方面它亦要與一場世紀瘟疫搏鬥。最慘的是對這場疫症的病菌傳染途徑和肆虐時限均所知甚微。
隨着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漸次瓦解，亞洲經濟對全球的影響力倍增，再加上越南和印度相繼滲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更意味着香港、台灣、南韓及日本這些經濟受惠於過往中國自我封閉的地區和國家，要面對新競爭者的挑戰。情況就有如在十九世紀當運河與鐵路相繼建成後，美國製造業便由東岸西移至大湖區﹙GreatLakes﹚一樣。中國的開放，必然會導致大量生產、商貿，和金融中心重新執位，而上海極可能重拾共產黨執政前的樞紐地位，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其他省市的冒起，亦會削弱台灣、南韓、日本和香港經濟的基礎。
除了亞洲經濟地理上的持續演變外，香港亦愈來愈容易因傳染病毒的散播而令經濟受損。尤其是南中國那些愚民經常胡亂把野生和家飼的鳥類和牲畜交合繁殖，更易成為滋生病菌的溫牀。1997年的禽流感，慶幸不是人傳人，可以屠宰數以百萬雞隻了事；如今肆虐的非典型肺炎病毒卻極可能是由豬隻或禽鳥散播至人類，再在人與人之間互相感染，令香港面對自1967年暴動以來最嚴峻的危機。
當然，縱使不少中國城市冒起，為香港帶來劇烈的競爭，加上「沙士」真箇演變成為風土病，亦不會把香港淹沒，但香港的經濟地位和財政實力卻難免會逐漸褪色，與其他亞洲城市，特別是中國城市比較，更遲早光芒盡失。
不要忘記，來自中國的競爭不會一下子突然消失，而成為風土病後的「沙士」病菌亦會間歇性地出現，令香港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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