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進的現代處境，財富的社會生產已在體制上和風險連結起。」這句說話出自德國學者UlrichBeck的名著《RiskSociety》，這部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著作，單是德文版便在最初五年賣出六萬冊，對學術著作而言，是一項紀錄。不過這裏無意談暢銷書，而是想指出在先進的現代社會裏，反思社會本身的特殊性是不能缺少的，這點從非典型肺炎這場災難，可以清楚見到。
馬國明
從社會的角度而言，非典型肺炎暴露了香港這種社會形態的社會風險。香港是一個不可能關起來的社會，我們一向依靠人和貨物的頻密進出而生存，一旦爆發傳染病，香港便首當其衝。這是我們需要整體面對的社會風險，就像我們熟悉的投資一樣，投資一定有風險，但不投資就不會有回報。不過，投資的風險完全由投資者承擔，而且投資的風險和投資的金額成正比，可以事先計算清楚。
不過，社會風險卻是另一回事，根據Beck的分析，社會風險有五大特點：（一）事前不易察覺，不會加以防範；因此即使出現風險，其性質亦一時難以定斷，社會上的討論對風險的界定便舉足輕重，傳媒、學者和科研人士更是一言九鼎（如將SARS重新詮釋）；（二）部份人士會承受較大風險，貧窮無助的弱勢階層通常面對較大風險，但那些專責化解風險者更可能會首當其衝，即使幸免於難的人士，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因為整體社會都有如貶了值；（三）所謂有危便有機，人人自危之餘，小部份人必然會獲益，但更重要的是風險源自社會，產生的危機卻反而更加鞏固原有的社會形態，因為風險的出現令到化解風險成了一項不惜代價的投資，社會模式只會更鞏固，人的切身要求反而不重要了；（四）由於無人能置身事外，對風險的相關知識不但珍貴，而且因為會引起廣泛注意，因而極有可能產生政治效應，因此現代風險社會的政治形態和有關風險的知識的產生和散播關係密切；（五）風險的出現，往往令到一些原本毫無政治含意的事物（如衞生），突然政治化起來，最終要在政治層面上解決（如罷官）。
以上詳細引述Beck的分析，旨在說明非典型肺炎的爆發是社會風險而不是天災。如果世界沒有全球化，如果香港不準備大力發展旅遊和物流業，那麼當作天災還勉強可以，但現在還說要打贏這場仗便實屬無知無稽。
社會風險發自我們社會的特有形態，要做的就只能是我們自我反思，反思為甚麼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可否不可以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確不應問政府可以為我們做甚麼，而是問我們自己可以做甚麼，特別對那些死去的我們更問可以做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