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發展網絡 馬嶽
近年研究香港政治的心得，和對特區政治的觀察，愈來愈令我相信香港很多管治問題，都源於政制設計，而不是環境因素、缺乏運氣或領導人質素問題。只有即時開展政制檢討和改革，才能令香港盡快走出困境。別誤會，我不是說民主政制或全面直選能解決所有問題，未來政制是何種模式，需要所有香港人集思廣益，但沿用現制度則是死路一條。
《基本法》規定的政制框架最大的毛病，是抄襲了殖民地的政制原則，誤以為「行政主導」或集權體制是殖民地政治穩定的根源。制度令特首繼承了殖民地總督的大部份權力，並刻意削弱立法會的權力和矮化政黨，以為透過特首委任的「精英」和公務員管治可以長治久安。這體制在八十年代前行之有效，主要原因之一是立法局議員全屬委任，不會出現行政立法的衝突。制度內也幾乎沒有民選代表，不會挾民意以挑戰政府政策的認受性，加上政府行不干預政策，政府的工作相對簡單，於是能透過公務員決策達致有效管治。
但八十年代後，香港社會逐漸政治化，經濟發展也令社會利益日趨多元化和要求更多的參與，以及經濟和社會管理的工作愈來愈複雜，需要社會內的多元利益得到有效反映和參與。西方民主體制，就是令各利益團體均可參與，確保施政符合社會最大利益，和令政策能為社會各集團認受。
回歸六年顯示現制度起碼在認受性、培養政治領導和吸納政策資訊三方面出現了嚴重問題。特區政府由於沒有選民授權，決策缺乏認受性，於是只要有力的利益集團反對，便畏首畏尾，惹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譏。
此外，現制度也難以培養政治領導和吸納政策資訊。任何政治制度都有政治培訓的機制；軍人政府的領袖至少在軍方有威望，共產黨縱使一黨專政，能經歷多年政治鬥爭爬上高位的，也必有一定政治手腕。
回歸後特區各項危機，將公務員決策的缺點暴露無遺。公務員長於執行，但要他們調和矛盾，以政治魅力號召群眾支，以及為社會設定長遠發展方向，都非他們所長。九七前香港發展的大方向由英國外交部制訂，但九七後特區領導明顯不能提供清晰方向。英式公務員制度並且相對封閉，不願接受外間研究機構和學術界參與制訂政策，令香港政策研究停滯不前，也難以吸納架構外的專業知識。
高官問責制更顯示了香港缺乏政治領袖。一眾從公務員系統外找回來的高官（馬時亨、李國章、梁錦松、唐英年和楊永強等），經常說錯話，和犯一些公務員不會犯的錯誤。多年以公務員決策，加上特首選舉和委任制度排拒政黨，都令有志從政之士不大願意加入政黨，令政黨缺乏新血，喪失政治培訓功能。沒有執政黨作共同背景，令各高官沒有共同方向和團隊精神，最近面對肺炎危機便顯得各自為戰。
最近有人大代表撰文說，《基本法》其實規定了○七年特首仍由八百人選出，政制檢討只可討論其後的選舉方法。這類拖延論據根本無視香港今天面對的主要問題。問題只有一個：如何建立一套新的政制，可以令社會各階層均衡參與、培養政治人才、令真正的精英可透過公平競爭取得公權，和令決策有認受性，便是解決香港各項施政難題的關鍵。時代和社會已經改變，死抱十八年前一群人為香港政制設定的時間表，無疑刻舟求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