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伯曾誇言他在北京兩會期間會晤過的中國衞生部長張文康，以及北京市長孟學農，因處理非典型肺炎問題而被撤職了。香港一般輿論認為「大快人心」，並稱讚胡錦濤的新領導班子敢挑大任。
依筆者看來，與其說這樣做反映了胡溫體制的開明，不如說是中央領導層的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中共當局對SARS疫情的處理，已不僅僅是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與揭露其隱瞞實情，實際上由於世衞組織的警告，原先預訂四、五月在中國內地舉行的國際會議、國際展覽、國際演出，都不是推遲就是取消，一些外國領袖也取消了訪華行程，廣交會的與會者與成交均疏落，大量旅行團退團，更嚴重的，是這些表面損失之外的更大傷害──投資卻步、定單減少。外國投資者由於SARS而了解到，生命比賺錢更重要，如果在一個不說實話、不負責任的政府管理之下的國家投資營商，很可能讓自己的生命陷入險境。
代替張文康出席記者會的衞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周日公布了北京染病數字大增九倍時，一名外國記者問：「你們一天說一套，我怎麼知道你今天說的是真的？」高強回答：「我要怎麼做才能讓你相信？」他的意思是，人數都增加九倍了，你還要我怎樣？
問題是，國際傳媒要求知道的是實情，而不是把數字隨意編造──不管是縮小還是增大。在北京的外國傳媒，過去一個月因衞生部和外交部的官員一天一個說法，早就被耍弄得把SARS，演繹成「極度憤怒記者症候群」了，英文是：SevereAngryReporterSyndrome。就以這次被撤職的張文康和孟學農來說吧，張文康剛剛信誓旦旦說中國絕沒有隱瞞疫情，孟學農立即又說，三月一日北京已出現病例，但時值兩會期間，為求穩定，於是決定不對外公布。外國記者豈能不「極度憤怒」？
趙紫陽的前秘書鮑彤說，中國面對危機的反應總是隱瞞實情，當事情發生，黨和政府的第一考慮就是如何保密。
唐山地震如此，「六四」死多少人傷多少人也絕不公開，河南愛滋村儘管外界有報道，中國當局還是避而不談，至於近年常發生的農民或城市下崗工人的聚眾鬧事以至暴動，更是中國的「絕密」。所有這些，只牽涉到中國大陸人民的死活，不涉外界，中國還可以繼續保密下去。但遇到SARS，它已如生化武器一樣，殺傷力超越國界。中國資訊封閉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正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中國決定將疫情公開，是不得已的。
但如果北京突然增加九倍的數字是真的，那麼各省市會不會也有隱瞞疫情的情形呢？各地方領導人難道不擔心說了實話會讓該地的外來旅客及投資都減少？難道不怕說了壞消息會影響自己的烏紗帽？所以，中國的數字仍然是未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