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陸德泉
中國和香港正面臨歷史以來最大的公共衞生危機，有人不斷呼籲香港政府積極尋求中央的協助，紓解醫療器材的短缺。這種要求好像以為中國的疫情沒有香港那麼嚴重，對醫療設備的需要沒有那麼大，還是內地民眾的生命沒有香港人那麼重要？
表面上，中國政府堅稱疫情不像外國猜測般嚴重，反已「有效控制」；中國政府完全有信心克服當前的疫症。另一方面，當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在四月十一日突然澄清「有效控制」的說法，提出「有效遏止」的說法更恰當時，外界推測這並不只是他個人的立場，應該是代表國務院吳儀的專責小組在摸清疫情之後，對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嚴重性的重新評估。
可是，從最近一星期來看，從高層領導和國務院採取的大動作來看，筆者相信「有效遏止」不是現況，而是希望達到的目標。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後在四月十一日在中南海主持座談會，聽取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對當前經濟形勢和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意見與建議；十二日下午又到北京佑安醫院探望參加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醫學專家和醫護人員；十三日又在國務院召開全國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會議。在會議上，溫家寶提出開始對飛機、火車、輪船、汽車以及出入境口岸加大檢疫力度。鐵路、公路、水運沿線、大中城市和主要航空站所在地，都要設立病人留驗站，發現病人及時隔離。溫家寶同時提出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為各級政府當前的重大任務，放在重要議事日程，主要負責同志要親自抓、負總責。從這些重大措施來看，國務院已意識到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嚴峻，遠超出可控制，已遏止的狀態。
雖然中國高層領導已意識到疫情的嚴峻，但當前公共衞生醫療體系的結構問題，已令中國政府對掌握和控制疫情力不從心。隨着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國家把醫療負擔從政府轉移到個人責任去。有正規工作和生活在設立了醫療保險的城市居民來說，保障還算可以；但對於下崗、失業的貧民，和進城打工的民工而言，根本沒有醫療保障，無法獲得治療。
目前以在醫院當護工的民工最易受感染，由於國內的公共投入醫療資源缺乏，醫院僅提供有限護理服務，大部份住院病人必須自行招請護理工來負責病房中的起居護理。而從事這些護工的，一般都是進城打工的民工。參考了《羊城晚報》對春節期間廣州疫情的報道，當醫院出現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時，把大量護工嚇得回鄉躲避。當然，護工不但在廣州高危，特別在疫情未暴露前，在其他城市也是高危的一群。由於他們不是城鎮的合同工，沒有醫療保障，受到疾病感染，也只好自歎倒楣，把病毒帶回老家。
而通過春節上億的回鄉民工和探親民眾往來，相信病毒已經擴散。隨着五一黃金周來臨，中央政府怕影響旅遊經濟，不敢要求各地民眾留在原地，但又擔心到各地旅遊的人會把病毒進一步帶到各地區及農村，所以只有採取不完全的檢疫措施，但卻不足以阻擋疫情。一旦病毒在公共醫療衞生制度不完善的農村擴散，疫情將更難進入官方的通報和控制體系。
正如衞生部在記者招待會上，把可能由於濫用抗生素引致病毒變種的責任，完全推到老百姓身上是忽視醫療系統的結構問題。正由於政府推卸公共醫療責任，引起醫療費用高漲，民眾不得已向非正規醫生求助，自行購買抗生素，才造成濫用情況。現在中國面臨的不但是處理公共衞生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更必須面對中長期醫療衞生的體制問題。
香港的疫情固然嚴峻，在關注港人需要的時候，我們更不可以為了自身安全，而忽視國內的疫情和民眾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