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愛會是個很特別的非政府組織，專為在監獄服刑的犯人服務。它的歷史相當悠久，從開始就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允許探望囚犯和為他們提出申訴，但又保持了堅決的獨立身分，得到犯人的信任，它英文名稱FriendsofPrisoners’Association，實是當之無愧。
但友愛會不但對囚犯重要，對香港社會也非常重要，因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並非取決於上層社會享受到的權利，而在於最低層群體所受到的待遇，這包括了老、弱、貧、病，也包括了被判罪入獄的囚犯。囚犯雖然做了社會和法律所不容忍的事，須受懲罰而失去自由，但他們仍然有不容剝奪的基本人權，他們的尊嚴應得到尊重，這是一個文明社會必然維護的價值觀。
四月十一日，我在友愛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講。早一天，政府公布了家居隔離的措施，我當時十分關注普通市民忽然失去自由所感到的心理打擊，但這個事件，也正好讓我們感受到長期失去自由對一個人產生的身心影響。
我於是提及我從執業及從政所接觸的監獄管理和改革問題，囚犯求助的各樣個案。但接着下來，有一位服務了友愛會二十多年的女士暢談自己的經驗感觸，從最人性和社會改革的角度，她認為設立更多的監獄囚禁罪犯，根本無法減低罪案的發生，但伸出友誼之手，讓犯了罪的人感到有希望，反而能加強他們改過自新的決心，有助減少罪案的數目。
囚犯問題是文明社會制度一個最陰暗的角落，我獲邀為友愛會的榮譽會長，感到十分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