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非典型肺炎在董建華政府瞞瞞瞞政策之下，今天完全失控。報紙說，當局已經制訂應變措施，一旦董建華也病倒，即由律政司長梁愛詩代理職務，雖然《基本法》規定代理者應是政務司長。
梁愛詩當然不承認這段消息。但她也曾經不承認胡仙案偏私，不承認控告民主派示威者是政治恐嚇。這位前民建聯黨員說的，是不是古時所謂「人言」，可不可合成「信」字，香港市民十分清楚，否則民意調查榜上她不會次次穩居末席。
至於政務司長曾蔭權，由於前朝港英色彩還未盡褪，民望算是最高。但新中國官員向來愈孚民望愈難立足。前香港政務司長方安生不明白這一點，挾民意覬覦董建華職位，結果要倉皇引退；現在曾蔭權明白這一點，安分自保，職權還是被一一解除，只剩下一個官銜，一分厚薪。
舊中國則有點不同。例如隋文帝年間，韋世康任絳州刺史，民望口碑一時無兩，「奏課連最（考核政績次次都最好）」，於是獲擢升為禮部尚書。後來韋世康想告老還鄉，文帝婉拒說：「今次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當時天下只設四大總管，分領荊、拜、揚、益四州，其中三州總管都由親王出任，只有荊州總管，文帝請韋世康擔任，原因不外兩句話：「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隋書．韋世康傳》）
古代明君無不重視民意。春秋齊桓公有一次問管仲：「王者何貴？」管仲說：「貴天。」桓公仰面望天，不明所以。管仲說：「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說苑．建本》）這成為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秘訣。
但新中國大員向來民望愈低職權愈高。董建華就是在「下臺」呼聲響徹香港時拜命連任香港長官的。他的問責下屬當然都以他為榜樣。董建華自己則以北京諸公為榜樣。他清楚記得一九八九年六月「鄧小平下臺」、「李鵬下臺」等呼聲響徹京師時，北京諸公用了甚麼手段。
「百姓為天」只是封建時代的觀念。董建華一定不負北京所望，梁愛詩也一定不負董建華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