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病了，而且病情有惡化迹象。市面上人心惶惶，交談接觸保持距離。街上行人減少，步伐也收慢了；學校停課、過境人潮不再、食肆和旅遊區變得冷清。
香港理工大學商業學系副教授 林本利
自九七年回歸以來，香港可說多災多難。從禽流感、八萬五、科網泡沫爆破；到近年再次出現禽流感，之後登革熱，以至現在的非典型肺炎，天災人禍一個接一個而來。已令香港人對目前的生活感到無奈，對前景失去希望。
每個人每個家庭都處於不同的困境，看不到出路。倘若你問他們未來一、兩年會有甚麼計劃，相信很少人可以清楚回答。在對領袖失去信任，工作朝不保夕的日子中，沒有人奢求「明天會更好」，只希望明天不會再更差。
在這困苦沮喪的時候，確實不應再互相指摘，反倒應該一起反省反思，港人為何從高處墮下到如此深淵，我們是否已全無優勢，只能坐以待斃？
自從八四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後，直到九七年，香港人便過慣無憂無慮的生活。但當我們物質生活不斷改善，財富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有沒有顧及生活質素，居住環境，以及重視平等、廉潔和道德誠信等價值觀？
正如近日《南華早報》的社論所說，當港人不斷累積財富，人人唯利是圖的時候，我們已犧牲不少休閒時間，和家人朋友的交往逐漸疏離，樓宇愈建愈高，商廈高至太平山山頂，住宅樓宇竟然可建七十層高，完全忽略四周環境和景觀。空氣質素日差，居住環境擠迫和緊張，高血壓、心臟病、精神病愈趨嚴重，完全忘記健康才是我們最重要的財富。
過去幾個星期，當不明來歷的肺炎疾病在各醫院爆發後，香港人在缺乏領袖帶領下，在大難臨頭的情況下，原來是可以拋開個人利益和過往互相敵對的態度，一起沉着應戰，共同對抗病毒。
我們見到各前線和後方支援的醫護人員，不眠不休努力對抗病毒；他們與時間競賽，務求盡快找出病毒的來源。傳媒工作者，無懼病毒已廣泛傳播，仍舊緊守崗位，為市民提供最快和最新的消息。
學校負責人和家長，亦改變過往緊跟官方指引做事的方式，憑個人判斷和從公眾衞生安全角度去考慮，作出應否停課的決定。在領袖真空的時候，港人原來可以做得更好，懂得怎樣齊心自救。
年初特首的施政報告，指出香港需要與珠三角融合發展。其實過去十多二十年，在沒有政府推動下，港人已把工廠北移，在珠三角聘用超過一千萬工人。香港憑着本身的制度，例如法治、廉潔和資訊自由，繼續成功扮演着中介人角色，吸引貨物和資金流出流入。
雖然經濟持續低迷，前景未明，但大部份的港人依然願意留下來，因為我們對本身的制度仍存有信心。港人不會期望政府能夠在經濟上可以為我們做甚麼，只希望特首不要讓我們的制度與內地融合──製造特權分子，報喜不報憂，妨礙資訊自由流通。
倘若對抗肺炎是政府首要工作，便應該把二十三條立法押後，更不要像過去半年，製造財赤恐慌，令經濟進一步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