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陸德泉
從世界衞生組織和中國衞生部發布的消息來看，香港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的源頭來自國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香港的爆發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固然可怕，中國政府對非典型肺炎輕描淡寫的公開承認卻令人更可怕得發抖。筆者從中國新聞庫中搜索，發現國內對香港和國內非典型肺炎的報道寥寥可數；看來政府對非典型肺炎的新聞報道非常嚴格。那些報道主要集中在發布正面的消息，譬如沒有發現非典型肺炎，大部份病人病愈出院等等。雖說醫療成效，但卻沒有詳細報道對病原體的理解和掌握。國內媒體甚至沒有報道中國衞生部對世衞組織作出的疫情報告。
一般批評認為隱瞞疫情是中國政府的慣常行為，只要取得高層領導對疫情嚴重性的警覺，就可以完全控制疫情。筆者認為現在最可怕的不是高層領導隱瞞疫情，而是整個中國的官僚體制和衞生醫療體制的結構性問題，使非典型肺炎在國內的蔓延情況在結構上不斷受到隱瞞、忽視、置之不理，甚至是不敢受理。
假如高層領導只是隱瞞疫情，那麼顯示高層領導和內地的衞生部門還算掌握疫情的實際情況。於是，這種看法以為只要他們下定決心，開誠布公，採取有效措施，疫情便可取得控制。可是，從筆者對國內衞生部門和醫療系統的觀察來看，問題複雜得多。中央的衞生部門不一定掌握真正的疫情，甚至缺乏操控地方醫療系統的能力來把握以至應付疫情的蔓延。
國內的衞生醫療系統從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以來，已經從國家補貼向自負盈虧的政策轉變。醫院不但要平衡收支，還要賺錢。所以那些兼顧公共衞生利益的醫療功能，都不可避免地減少。面對蔓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例，內地的醫院沒有像香港的公共醫療機構般進行特別的查證。所以，從一月份在廣州的爆發到現在衞生部門公開承認非典型肺炎的蔓延為止，內地的衞生醫療機構也沒有發布對非典型肺炎的病理研究結果。可見衞生醫療制度的宏觀政策制約到醫療機構對這個特殊的非典型肺炎的病理研究。
同時，國家政策的改變和公立醫院的自負盈虧把醫療負擔推到一般民眾身上。國營機構的職工面對醫療保險的低水平保障和高昂的醫療負擔，往往拖延醫療時機，令病情惡化和疫情蔓延。更多沒有醫療保障的民企職工和進城民工只有向非正規的醫療機構和人員求醫，甚至沒錢求醫。這些非正規醫療機構更沒有甚麼公共衞生醫療通報機制可言，使政府更難把握真正的疫情。
最後，現在中國對官僚的管理採取了嚴格的各級幹部負責制，各級幹部都必須為負責範圍出現的問題負責，甚至丟掉烏紗。好像前年廣西南丹縣發生的特大礦場災難，地方政府為保烏紗，只有隱瞞災情，使傷者和死難者沒有獲得及時的救援。所以，在這樣的制度下，筆者擔心地方衞生部門為防揹上黑鍋，要求下級醫療機構為出現疫情負責，造成地方衞生醫療系統層層隱瞞，甚至不願意接受可疑的病例，讓醫院可以作出沒有新病例的報告。
究竟國內真正的疫情如何，筆者擔心地方和中央政府心中也沒有底。
國內非典型肺炎蔓延之謎也許徐徐打開，不但來讓我們檢討中港融合過程中的公共衞生問題，也同時讓我們反思中國香港的醫療衞生機制，以至新聞自由和官僚體制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