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社工 郭毅權
非典型肺炎已在社區擴散，《檢疫和免疫條例》已正式被引用，加上對淘大花園的軟禁式隔離政策，無可避免地引起全城恐慌。但背後反映的政府管治理念，卻更值得關注。
所謂有危便有機，非典型肺炎爆發是不幸的事，但如果處理得當，卻可成為團結社會凝聚力的契機。例如早前市民對染病醫護人員的關心和慰問，以及募捐口罩和基金的運動，便充份顯現出社會互助的美德。但特別的是，上述事情都是民間自發行動。政府在事件發生後所採取的措施，卻剛好相反，不但沒有團結社會，反而在市民間造成更大的分化，甚至鼓勵了歧視行為。
回顧這幾星期，政府首先否定問題的存在。及至事件愈來愈嚴重，政府又以勝利者態度宣布找出源頭病人（和其後的受感染人士）及源頭地點，令他們成為市民心中的過街老鼠，而政府對如何預防受感染卻遲遲沒有指引。而在決定運用《檢疫和免疫條例》時，政府更認為由於非典型肺炎患者和可能受感染人士「不聽話」地繼續在社區活動，所以有需要強制他們接受監察或治療，使人以為患病者都是不合作的「罪犯」。而封鎖和軟禁淘大花園居民更將事件推到高峯，使得他們成為「生人勿近」的高度危險人物。
在傳染病學的角度看，這些做法也許是需要的，但政府推行時的態度，卻也將染病者和健康市民對立起來。其實，疫症也能成為加強社會凝聚力的催化劑。政府在控制疫症蔓延的同時，應推行具體措施，鼓勵市民發揮互助精神，而不是對患者避之則吉。
例如政府應鼓勵市民關心別人是否注意個人衞生和是否出現有關病徵，以便鼓勵他們及早求診。
此外，政府亦應對市民提供正確的醫學知識，使他們不會因別人染病而加以歧視。對於照顧患病者的人士，政府更應提供例如心理輔導等適當的支援。而對於有居民染病的社區，也應鼓勵居民發揮互助精神和提高社區歸屬感，例如共同清潔社區、為患病者提供購物服務等。這些都是政府可以用正面的角度去加以催化的。
但綜觀整個過程，政府採取的都是排斥性的措施。就算疫症到最後終於得到控制，但卻帶來了無可彌補的歧視文化。這樣又怎能做到有難同當？愛滋病患者和殘疾人士所受到的社會歧視仍歷歷在目，為何政府還會重蹈覆轍？肺炎患者其實是受害者，但為何政府將他們界定為「元兇」？難道民間社會只可以自求多福？
也許在今天，疫症是最可怕的，但終也會受到控制。但伴隨而來的歧視文化，卻也許會長久揮之不去。政府是否想成為這另一種「疫症」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