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生福利局長楊永強此刻也許不是最受歡迎的官員，許多人都責怪當局不及早推行決斷的措施防止非典型肺炎擴散，他自然有走錯的路，也有反應不當之處，日後都需檢討，但聽他對立法會的解釋和答議員提問，我仍十分欣賞他的率直磊落態度和對問題的專業認識。
可能也是基於這點，會議廳裏竟然有近年罕見的一種共赴難關的氣氛。代表勞工界的、各行業老闆階級的、教育界的、中產的基層的議員，各就所熟悉的範圍，提出政府的措施可能對工人、僱主、家長、老師、醫療服務人員、以至一般市民造成的種種問題，並就這些問題建議解決方案。出席的官員，包括楊局長本人，也抱着積極研究的態度，令人安心不少。
例如，叫接觸傳染病者請假不上班，僱主會怎樣對待員工？算不算病假呢？可否出醫生紙？請假時期的工資怎樣計算呢？小本經營的僱主怎樣應付生意減少而負擔加重的局面？政府向立法會要求額外撥款對抗非典型肺炎，可否同時考慮一些應急基金？
有人問為甚麼只是要求接觸傳染病者接受監察檢驗和勸喻他們避免外出，為甚麼不把他們隔離，像新加坡那樣？楊永強說他認為市民的主動合作遠較嚴厲的強制性方法成效大，適當鼓勵會令接觸者紛紛現身，嚴厲手段會嚇得他們躲藏起來，令政策難以執行。
他相信香港市民是負責任的，我也相信。店舖、食肆、街道上、公共交通工具中，大家紛紛戴上口罩，注重衞生，共患難的感覺濃於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