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星期，眼看肺炎由數十宗發展為數百宗，政府終於發出要全民抗肺炎的訊息，但如何做？竟然只是政府部門開多幾次會議，發多幾份不切實際的守則。梁秉中教授痛斥政府有心魔，反應是可恥地慢，一語中的。
就簡單地拿新加坡作比較，六十五人染病，政府迅即找出這六十五人七百多名家屬，嚴格要求他們即使無病徵，未來十日不准離家，醫護人員上門跟進。
抗肺炎，不是將責任交回給市民，官員就只制訂空泛的指引，叫你小心這樣，小心那樣。就算全民一心，想擊退病毒，也不知如何入手。
學校應否停課，這也爭論一番，說是代價太大。香港的填鴨教育，停之一頭半月，規定學童不准出街，要留在家自己看書反思，簡直是天大美妙的好事。何來國章大帝說的代價太大？現時擴散的情況未算完全失控的情況下停，可保留會考及高考的班不停。再過幾天，就甚麼都要停，那才叫代價太大！
打工仔一有病徵就不准上班。這其實要立法會一日之內三讀立法之事，要嚴懲不合作的僱主，保障打工仔的權益。政府要照顧的，是打工仔害怕失去工作而選擇死頂的僥倖心理，這心理政府自己就避不了，又焉能只是叫打工仔自己小心，自己決定？
無論香港人幾努力，都無法改變經濟日差，情況日差的苦命，倒不必全港放假七天，大家一齊休息抗肺炎，政府實行宵禁，人人不准出街，大家齊齊反省吓社會出了甚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