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論員 仰止
飾演波蘭鋼琴家史標文的艾德烈邦迪從被炸爛的房間走到街上，觀眾和他都赫然看到整個城市變成一堆堆斷垣敗瓦，經過戰火蹂躪後的驚人影像，令人目瞪口呆。奧斯卡評審諸公，破天荒將最佳導演頒給一個衰十一（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波蘭斯基，令到真正懂得電影藝術的人感到欣喜。影片當然是一部反戰電影，將獎頒給它，反映了奧斯卡以往親政府的形象似有所改變。只是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鋼琴戰曲》講的是一個猶太人的故事，而今屆最佳外語片《NowhereinAfrica》也是講述二次大戰時，一個猶太人家庭為逃避戰火而到達非洲的事，在現今各民族、各地方努力建構自己的歷史，並且從這種再建構中重新認同，這兩部重寫猶太人的電影，實際上也有點代表性，同時獲得奧斯卡，也許並非單純的反戰，更非無的放矢。
翻看今天奧斯卡參賽電影，大部份都是取材於歷史，包括我們的中國代表《英雄》，也是對秦始皇歷史的再詮釋。馬田史高西斯野心巨大，卻在奧斯卡內全軍盡墨的《紐約風雲》，更是刻意地重組紐約，甚至整個人類的暴力史。
《芝加哥》以兩個極想名成利就的兩性，作為芝加哥以至美國二、三十年代的另類歷史。積尼高遜競爭最佳男主角失敗的《薯嘜先生》，對中產階級男性人生的檢討；《筆姬別戀》講述墨西哥女畫家卡羅的悲慘一生。一下子這些歷史的再檢討，當然不是偶然現象。
自上個世紀歐洲共產主義的沒落，加上所謂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來襲，地球每個國家?民族，甚至各階級?性別之間的形勢，都需要來一次徹底的重組，在各自卡位作戰之時，當然要重新建構自己的歷史，以爭取地位，尤其在後九一一的年代，這種對自我過去的認識和認同，更成為當務之急。波蘭斯基的《鋼琴戰曲》後半段才是電影的精華，史標文在愈來愈孤立無援，最後在廢墟掙扎求存，是波蘭斯基一向以來「存在主義」的主調：一個平凡得甚至沒有太大個性，隨波逐流的人，如何在殘酷而荒謬的環境下求存。在建構猶太歷史的同時，更進一步提升了影片的主題，不像其他電影，只着眼於自己民族、階級、性別那樣狹隘，波蘭斯基的胸襟和電影技巧，委實比其他荷李活導演高幾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