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日本財政大臣要求人民幣升值，是為了日本嚴重的通縮，也是為了日本正面對來自中國出口產品的有力競爭。○二年，人民幣兌日圓滙率下跌百分之十一，日本希望○三年出現相反變動。日本這一基於自身利益的要求無法說服中國接納。人民幣滙率是否適當，不能僅就人民幣與日圓的滙率而言，而是必須考察人民幣對一系列貨幣的「實際有效滙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此其一。其二，人民幣實際跟美元掛鈎，自九四年一月一日的一美元兌八點七元（人民幣，下同）到如今約八點三元，人民幣對美元滙率上升百分之四點六，其間大部份日子日圓兌美元偏軟，亦即人民幣兌日圓偏強。以過去一年日圓兌人民幣滙率呈現回落來論斷兩種貨幣滙率是否適當，不能令人信服。
值得重視的是，恰恰是在人民幣對美元滙率穩中有升的九年裏，中國不僅經受住亞洲金融危機嚴峻考驗，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而對美元以外的其他許多國家貨幣滙率不同程度地升值；而且，貿易盈餘不斷上升，○二年接近二千億美元，使國家外滙儲備在九年間增加了約二十五倍！事實勝雄辯，中國出口急劇增加是因經濟結構因素，跟人民幣滙率這一名義變量是否適當沒有必然聯繫。
日本財政大臣要求人民幣升值理由固然欠充足，關於人民幣與美元脫鈎後便能升值的預期也站不住，但是，要求人民幣改行浮動滙率制這一意見本身卻包含合理成份——中國應該加快人民幣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進程，早日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
對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國際收支資本項目的四十三個子項目，人民幣已實現完全可兌換或基本可兌換的有十二個，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八；有限制兌換的為十六個，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七；尚禁止兌換的有十五個，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三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二年，按照原定時間表，應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同時，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增長也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部需求，在積極財政政策接近於臨界點而貨幣政策難以放鬆的背景下，更需要積極引進外資。滬深股市能否轉跌為升，很大程度視乎能否吸引外資投入A股市場。加快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進程，既適應中國經濟發展之需，又回應日本等外國的批評，可謂「一石二鳥」。
（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