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新公布的失業率再次回升至半年前的7.4%高水平，在戰雲密布、肺炎肆虐的環境下，失業問題在可見的未來似乎難以改善。事實上，過去一年多香港的失業率均超過百分之七，顯示失業很可能會成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不過，倘若我們不想「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改善，恐怕得對香港社會作出一些根本性的改革。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許寶強
失業率高企並不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因此不能用「全球化」來解釋。事實上，歐洲不少國家近年的失業率遠比香港為低，例如二○○二年的失業率：荷蘭（2.7%）、挪威（3.9%）、奧地利（4.1%）、丹麥（4.5%），說明了適當的就業政策和安排，是能夠解決失業問題的。
以丹麥為例，儘管這個國家近年的經濟也像香港一樣放緩，但丹麥的主要工會（FNV）倡議的就業方針，重點卻是「分享工作」（job-sharing），它發布了題為「自己選擇自己的工作時間」的十條指引，強調工人自主選擇工時的原則，並於一九九三年促使丹麥政府立法，使「分享工作」成為全國的合法就業制度。在「分享工作」的就業制度下，工人可選擇五人分享四個工作崗位，或八人分享七個工作崗位，或十一人分享十個工作崗位等等。這樣的安排不僅沒有像香港一樣不斷減少工作職位，相反更可以在經濟逆境中增加就業人數。
從僱員的角度來看，「分享工作」的安排可以使他們每人都可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例如三年或五年），放假一年半載，在放假期間由新聘的員工代替其工作。放假的員工可自由利用這時間進修學習、陪伴家人朋友、參與社會活動、休養生息或旅遊娛樂，這不僅可刺激消費從而帶動經濟復甦，更重要的是使員工有機會暫離繁重的工作壓力，在「回氣」之餘，更可反思既有的工作生活方式，為創造新的知識鋪平道路，達致真正意義上的「資源增值」，從而提升真正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又由於不用擔心職位流失，員工會對企業更為投入和認同。
從僱主的角度看，「分享工作」既能提升工人的「生產力」和認同投入，又不用增加成本（只是將以往支付的工資總額平均分給增加後的工人總數），更能間接受惠於由增加了的就業人口所帶動的消費擴張和經濟復甦，自然也是有利的。
事實上，部份企業確實已採用不同的方式讓員工分享工作，政府也建議將新的小學教席一分為二，讓新入職的小學教員二人做一份工。不過，要使「分享工作」安排能夠有意義地解決失業問題，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政府恐怕責無旁貸，應全面在政府部門和資助機構中推行。「分享工作」不能只針對新設的職位，因為這除了對新入職者不公平外，同時亦會嚴重限制了「分享工作制」的選擇和規模。而政府部門和資助機構的工會，是否也應該向丹麥的工會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