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陸德泉
朱鎔基年代隨着十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召開，溫家寶當選了新的總理而結束。朱鎔基任總理期間，對中國經濟採取決斷的改革措施，對中國的未來和老百姓的生活產生莫大影響。其中，中國入世對三農問題（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影響始終是爭議性最大的問題。雖然朱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三農問題放在突出位置，大談在解決三農問題上的成績；但國內對三農問題的爭論也許可作為讀者評價朱鎔基政績的參考。
在報告中，朱鎔基強調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從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向出口導向轉變，來回應農業的結構問題和入世的挑戰。可是，對於大多數依靠農業維生的人民來說，在沒有充份考慮農業、農民和農村的承受能力下，朱鎔基在入世的條件上作出了大幅讓步，對八億農民的生活產生不可估量的衝擊。同時，朱鎔基的報告點出農業結構調整的幾個問題：堅持因地制宜、不搞行政命令、尊重農民意願等，完全反映出在既定的全球化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下，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對農民的不利和傷害。
在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爭相發展出口農業，形成惡性競爭。農民的傳統糧食生產又被美國傾銷的糧食所淘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要在新興產業賺的錢根本賺不到，傳統的農業又破產，本身的生活成了大問題。朱鎔基好像沒有理會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出口農業的嚴峻挑戰，而專斷的採取了這個發展策略。中國的農民在專制統治下，不但沒有對入世條件的議論機會，甚至被剝奪了入世的知情權。
在地方政府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計劃時，正如朱鎔基的報告所說，地方官僚不顧地方條件和市場，盲目調整，採取行政命令，強迫農民參加種養殖計劃，或強迫與政府支持的農業企業簽訂不平等的收購合同。在這樣的全球化和專制政治的局限下，農業結構調整嚴重侵害了中國農民的利益。
報告又讚揚了糧棉流通體制的深化改革，保護價的措施對農民的保障。可是，在世貿開放入口的要求下，糧棉正在面對嚴峻的挑戰，主要糧食產區告急。中央政府的保護價收購因為要求地方政府承擔財政責任，而大部份地方政府往往因為財政困難而無法落實措施，可以落實的補貼往往補貼了糧食企業而無法保護農民。面對入世的巨大衝擊，糧棉流通體制的改革看來更是推卸政府的責任，把農民推向直接的市場衝擊。
農村稅費改革和減輕農民負擔是朱鎔基任內的重要措施，報告亦指出試點地區的農民負擔平均減輕百分之三十。但是，國內不少研究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效。在中央剝奪地方稅源，增加地方政府財政責任，地方政府自負盈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往往表面上減少稅費，卻暗地裏以其他名目增加收費，或取消應提供的服務。農民的付出實際上因減得加。
在朱鎔基和領導精英的發展藍圖中，傳統農業必然消亡，所以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採納城鎮化戰略，大力發展小城鎮。這種發展政策進一步漠視廣大農村的發展需要，把更多的資金投放在城鎮的發展上，激化城鄉的不平衡發展。現在，不少小城鎮的擴張佔用了大量耕地和資金。農村消費低迷和缺乏投資動機，大量小城鎮成了空殼化城鎮。大批房地產積壓，大量投資成為呆壞帳，成為地方政府的債務。
朱鎔基這些三農政策的後遺症，終將隨着入世衝擊的深化而進一步尖銳起來。只有希望溫家寶這個新總理在收拾朱鎔基留下的殘局時，可以廣開言路，開放農民的發言和組織權力，讓農民可以保護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