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挽留梁錦松，政治上，再一次暴露出其壞事的「老好人」性格及作風；而體制上，就再一次暴露出問制責的重大缺憾。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系講師 蔡子強
首先，從政治上來說，阿松既然已經提出請辭，假設這不是擺擺政治姿態，那麼董就應該尊重他的決定，而不應作出挽留，因為只有阿松自己才最清楚了解事件真相，亦最有能力判斷應該辭職與否。但現時董卻對外強調「成功挽留」阿松，把問題一力盡攬上身，就好比原本場波是在阿松那一邊踢緊，但現時個波就大腳踢了去阿董那一邊，市民的怨氣亦變了衝向阿董，以至整個特區政府。
事情發展下去，再有任何不利阿松的消息，諸如最新爆出：楊永強在三月五日，預算案公布前數小時的行政會議中，得悉要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後，曾即時申報自己訂了新車，而同一時間阿松則保持緘默之類，董便要由自己承擔責任，最終連自己也押了上去。
更何況這並非第一次。例如三年前公屋短樁醜聞，當時房委會主席王䓪鳴主動提出引咎辭職，最初也遭阿董阻撓，被他全力挽留，拖拉了幾天，最後因王䓪鳴自己去意已決，始終不為所動才作罷。當時事情已經漸漸演變成矛頭轉向阿董，批評他盲目維護下屬。
董每次都拿自己的「信用卡」為屬下還債，本來這張「卡」的信用額已經不高，再加上長此以往，「碌完一次又一次」，筆者恐怕阿董遲早會「碌爆卡」，令到他自己及特區政府再無任何管治威信。
再提高一個層次，從體制上來看。雖然問責制最初推出時，大家都了解董心中所想的，其實是高官崗位人事上的話事權，但為了好向公眾推銷，卻用上「問責」這個字眼，但多說兩次，久而久之，公眾對問責的期望也愈來愈大，但董卻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如何應付。
雙方的落差因此也愈來愈大：政府認為每次出事，嗜血的公眾都要人頭落地；相反，公眾則認定次次政府都「側側膊」，若無其事的「過骨」。
其實筆者在仙股事件之後，曾有機會與官員談及，政府應該為問責制訂下不同級別的處分機制，例如辭職、記過、警告、道歉等等，並且明文公告公眾。這不但令官員有所適從，亦能夠透過不同級別的處分，向公眾交代每次事件的不同嚴重性，令他們不會一下子便想到要人頭落地。簡單來說，就是在無事及落台之間，可以有足夠的緩衝地帶。
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不同級別的處分機制，以及阿松能在第一日便開誠布公的話，我想情況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令人不勝欷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