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意沸騰之下，董伯在上周末發表了就梁錦松稅前買車事件給梁的信。信中董伯不再強調阿松是「無心之失」，而是說他的行為「嚴重疏忽」、「明顯地違反《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的部份條文」，「這行為極不恰當」。信中又提到阿松在三月十日向董伯請辭，董伯認為「這樣做是高尚情操的表現」，於是決定只向阿松作出一個「正式批評」，而阿松毋須請辭。隨後，阿松也公開在記者面前，表達對市民道歉。
阿松與董伯的動作，大致上符合筆者上周提出的「道歉、請辭、挽留」的建議，只可惜這些動作在事情引爆後一周才作出，難免令人懷疑是在掩蓋不過去也混不過去的情形下，迫於無奈才採取的動作。此外，筆者也絕難認同「正式批評」是法治制度下的一種懲處；至於說事件表現了阿松的「高尚情操」，那麼董伯對「高尚情操」的理解，不但與筆者迥異，也與香港絕大多數市民不同。
究竟阿松是不是三月十日已向董伯請辭的？倘是，他和董伯何以不在三月十日公開他的請辭動作？何以董伯在三月十日，仍強調阿松稅前買車只是「無心之失」？何以阿松在三月九日、十日會見記者時，也只是強調「無心之失」，既無表達歉意也無辭職的暗示？
倘若輿論界與市民接受了三月十日董伯與阿松的說詞，董伯會不會追究阿松違反《守則》？會不會有三月十五日董伯給他的信？會不會有信中所說的請辭行動？所有這些問題，都留給市民很大的疑點：董伯十五日的信，與阿松的致歉，實在太像是事情過不了關之後被迫出來的動作矣。
董伯以對阿松的「正式批評」來代替對阿松的懲處，這種用詞和這種做法，也很像中國共產黨的人治手段。甚麼叫「批評」？法治制度下有這種對過失的懲處嗎？只有在人治制度之下，上下級之間不是以「權利與義務」的關係來體現，而是以君臣、父子關係來體現，才會有「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手段。董伯的「正式批評」，實在開了人治的先河。
「請辭」不是甚麼「高尚情操」。正如董橋在周一的文章中引用的，英國兩個財相所觸犯的情節還不如阿松嚴重（至少未有牽涉個人利益），也請辭了。「請辭」是法治制度之下，一個人在破壞了「權利與義務」關係之後的必要的承擔！你超越了你應有的「權利」，你就要承擔責任（義務）。這與一個人的情操是否高尚無關。若這也算高尚，那麼董伯是否認為一個人隨意濫權而毋須承擔責任就屬正常呢？更何況請辭的說法，未必是三月十號提出而很可能是事後董伯與阿松補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