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錦松的「折墮論」，儘管講的是泡沫經濟，但比喻不當，未經深思，衝口而出，肯定是失言了。兩天後，他承認自己「詞不達意」。
阿松的整句話是這樣的：「九七年前中環一個車位賣三百萬，……難聽啲講句，香港人係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他講的應不是男女關係方面的「風流」，所以許多市民回應「我從來沒有風流過」，大家講的並不是一件事。
阿松講的「風流」，大致上可以說是指「風光」，而他說的「折墮」，應指的是「沉淪」。也就是說，他認為九七前香港人在經濟上「風光」了許久，但實際上是泡沫經濟，因此泡沫爆破後，遂導致九七後經濟向下沉淪。
將香港經濟這幾年的沉淪，歸咎於九七前的泡沫經濟。這是董伯和高官一向以來推卸責任的邏輯。泡沫經濟爆破，只是導致經濟困厄的部份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面對中國大陸低價格的衝擊，使香港陷入連年通縮的困境。此外，則是特區政府對泡沫經濟爆破應變無方。亞洲許多國家，受泡沫經濟爆破的衝擊更甚於香港，但這些國家很快就重新站起來，如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等。
香港經濟的沉淪還有董伯錯誤政策的因素。最明顯的是「八萬五」政策，亂開「中國好，香港好」及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的空頭支票，他的政策反覆和在市民與不同行業間製造分化，更使社會充滿怨氣。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給市民帶來希望。
日本由於金融體制不健全，泡沫爆破的後果遠比香港嚴重，至今經濟還未能從谷底回升。十年來日本不斷換首相。但人民有選舉權，能換領導人，就表示仍有希望。香港人的無望是因為我們沒有權去撤換領導人。而且這個領導人既無能又戀棧權位。
「風流」在中文裏面還可以指舉止瀟灑，自由不羈，品格清高。杜甫詩：「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晉書》形容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從這個意義來看，九七前的「風流」大概可解釋為香港人享有充份自由，可以舉止瀟灑不羈。九七後的「折墮」則意味日困愁城，再加上現在面臨二十三條立法的威脅，港人的「風流」怕會被「雨打風吹去」矣。
「有咁耐風流」，如意味着香港過去長時間的繁榮與自由，那麼「有咁耐折墮」是否意味香港人面對的經濟沉淪與日困愁城的日子，會像九七前的好日子一般長呢？如果是這樣，阿松就真是危言聳聽了。
筆者不想苛責阿松，但如果他的「失言」正反映他的心聲，如果他真是這麼看九七前與九七後的政治經濟狀況，那麼這個只會委過於前人而不識自我檢討的政府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