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日本財政大臣鹽川在不久前舉行的七國財長會議上公開敦促中國政府改變人民幣滙率政策，將之與美元脫鈎，以便人民幣升值而有助日本出口提升競爭力。這是最近一段時間，發達國家的第一位政府財經部門首長公開批評人民幣滙率偏低。與此同時，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將歐元升值的真正原因歸於人民幣滙率偏低，企圖游說歐元區成員國加入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行列。此外，一些美歐基金經理和大銀行的研究報告也紛紛發表同樣的觀點。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況。
所有這一切批評的結論都是人民幣應該升值，得出結論的途徑則大致分兩種：一是從批評人民幣滙率制度安排入手，如日本鹽川大臣便是；一是從批評中國輸出通縮入手，例如一些美歐大銀行和基金經理。就結論而言固然是殊途同歸，但是這兩種途徑本身的合理性，卻首先值得深入探討。
人民幣滙率制度安排與人民幣滙率水平是有一定聯繫的兩回事。人民幣在實際上與美元掛鈎，是因為美國和香港是中國內地最主要的兩個貿易夥伴，人民幣、港幣和美元三者維持滙率穩定，對中國內地和香港都有利。倘若人民幣對美元的滙率偏低，可以直接提高人民幣對美元滙率的方法來解決，不必改變人民幣滙率制度安排。
日本建議人民幣改行自由浮動，預期這將導致人民幣滙率升值，可能事與願違。只有中國內地建立對外開放的外滙市場並允許人民幣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自由浮動才有名副其實的意義。這同時意味着中國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這一過程將帶給人民幣滙率的，是貶值的壓力大過升值的壓力。國際上許多人重視中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外滙儲備急劇增加，重視全球跨國公司紛紛擴大對華直接投資以致中國正變成「世界工廠」，想當然地推斷人民幣一旦可自由兌換，其滙率必定升值。卻忽略了中國內地新興金融市場的脆弱性，一旦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便會有資金大量外流的風險。中國畢竟是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的經驗一再證實，受發達國家操控的短期金融資本流動不僅會對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穩定構成威脅，而且往往使發展中國家貨幣滙率下跌或貶值的機率大於上升或升值的機率。（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