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英美之行，在一周內到了耶魯、哈佛、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四間大學演說，及與學生和學者聚會，當然也會見了一些別的機關代表，但主要還是以大學為重心。有人問我，行程有沒有包括華府官員及議員、英國國會議員及政要等人士，我的答案是我從沒有想過要這樣做。在劍橋，有新聞記者問我覺得此行算不算成功，我即時回答我從不問自己這個問題，這是坦率之言。
可能我不應這樣輕率地不計算怎樣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但我的想法是，香港面臨重大的考驗時，我應該向關心香港的知識分子講述分析，爭取他們的了解及支持。我們的意見未必相同，但是我深信我們的價值觀是一致的，我重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性關懷。
我發現中國前途是舉世關注的焦點，但並不是舉世一致盲目樂觀，採取觀望態度的人可能更多，而中國學者在外地研究、比較越深入，就越感到中國開放了很多，但有更多、更大的困難有待設法克服。他們對香港是有心人，在他們及在香港對中國的有心人之間，存着很多共同理想，非常值得加強溝通。
香港到海外升學的學生大多是成績優異，而不少更家境優裕，將來有不少會回流。他們之中有些既能幹有天分而又關心國際和香港社會，年紀輕輕已經視野廣闊，但亦有些學業精進而不大認識社會。其中的分別是與培訓目標有直接關係的。短期內，兩種學生都會有成功的事業，但長期而言，對個人對社會，前一種學生必然更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