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院長 RalfDahrendorf
不管最後發生甚麼事，現時有關對伊動武的討論已進入白熱化，並且沒法達成共識。不過，有一些意見是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人們對於自由的堅持；如果主戰派完全不考慮這些人的立場，他們的代價將會很高。
現時主要有三個爭論點。第一，二○○一年發生的九一一襲擊提醒我們（如果我們曾經忘記），有一個名為「西方」的精神和價值存在，當中最重要的價值是自由，而這也是北美、歐洲和一些其他國家的聯繫。
如果因為對於西方價值這一個課題的詮釋有分別，而在這些國家之間築起了鴻溝，這可是一件壞事。不管是為了歐洲的團結或是美國單方面的利益；我們都應該填補這鴻溝，而不是再挖深它。
其次，保衞價值需要權力。然而，在現今世界，權力可能會愈來愈分散，甚至有人主張「沒有政府的統治」，因為財富本身已擁有決策能力，不需再以慣常尺度衡量。不過，傳統權力仍發揮着影響力，這不僅是人口或生產總值的多寡，而是足以壓制對手的力量。最終，權力會成為壓制的工具。
從這樣看，歐洲只擁有微弱的力量，日本、印度、某些亞洲民主國家及南美洲也一樣。如果歐洲要運用權力，她只能借助盟友的協助，這時候，美國將是一個很好的倚靠對象。同一情況，對於要建立民主制度的亞洲及南美國家來說也一樣。在這時候，抱持太理想的想法會是致命的錯誤。
第三，如果西方所相信的價值在各處備受威脅，那麼我們便應作好防衞的準備，或乾脆棄械投降。當然，軍事力量是唯一有效途徑去保衞一個人的堅定信仰，但如何運用及何時運用都必須經過深思熟慮。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簽訂的和平協議──「我們的和平時代」，正代表向獨裁者投降的宣言。民主雖在一九四五年得到最後勝利，卻是在美國不得不干預的情況下成功的，而且還要付上極恐怖的代價。
以上所有情況都與今天的危機有關。美國是西方價值的中心，如果她受襲，我們也將不能幸免。伊拉克是個無賴國家，她仍在尋求大殺傷力武器，並對鄰國造成威脅，甚至對其國民也是一種威脅。正是伊拉克這些舉動，成為英國首相貝理雅支持美國將矛頭直指向她的最有力論據。
上述狀況卻引起了兩個具爭議性的方向。首先，除非得到人民的默許，否則民主國家不可隨便開戰。政府必須以審慎的理由令人民信服他們的行動，尤其是當要發動先發制人式的襲擊。所以在這最後關頭，那些要為自由而戰的國家還必須費盡唇舌向人民證明開戰有理。
同樣地，其他民主國家也必須具備上述觀念，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行動都必須得到國際社會以至聯合國的允許。這正是聯合國武檢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貝理雅及法國總統希拉克被認為做法正確的原因，因為他們支持布殊確認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
第二個方向是，到了最後無論發生甚麼事，我們都必須正視它。只談談「改變政權」是不足夠的，而只談談佔領伊拉克十八個月云云，雖然令人感興趣，卻也不適當。二次大戰後，德國或日本都曾被佔領好一段時間，但往後幾年卻處於連場戰爭中，這只會令戰敗國認為他們的處境不可改變。
即使如此，十八個月仍不足以建設民主法制。另一個問題是，伊拉克社會中的任何結構成份，都可以作為建立在幼發拉底河域的自由組織的根基。
美國的盟友或許能為上述困境提供答案。伊拉克這個令人懊惱的老問題難倒了作了龍頭的美國及其他成員。有人把美國在伊拉克的角色比喻為廚師，而歐洲則是負責善後的清潔工，但這樣的比喻是不適當的。
我們應共同維護西方價值，再唯材是用，讓每個國家發揮所長，這比起現在美國好像盲了一般亂衝，而歐洲卻往別個方向走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