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和高官們不停告訴市民香港要邁向「知識型社會」，最好方法就是以身作則；讓政府的政策也建立在市民看得到的清楚事實根據上。
舉個例說，在上周的財務委員會上，政府要求議員通過對中小企資助計劃的若干調整。官員回答議員問題時，確認了計劃的目標是在於香港整體利益，不是單純資助一些有需要的中小企公司，而整體利益，是指中小企即使是在大陸購買設備及僱用員工，到底也是在香港經營，會使用香港服務，聘請香港僱員，提供就業機會。
這個道理原則上沒錯，但卻過於籠統，要真正斷定這個計劃是否達到意想中的功效，需要的是具體數據和分析，以解答一系列的問題。例如：參加計劃的中小企在港聘用多少人？在內地或外地聘用多少人？使用哪些香港服務？使用哪些內地或外地服務？
我不是建議增加條件和限制，而是收集這方面的數據，以便政府對中小企的營運和需要、對香港經濟所起的作用加深了解，作為調校現行政策或訂立新政策的基礎。政府應公開所得的資料和分析，向市民解釋，不能老是逗留在便利商界就是有益整體經濟、有益全港市民等再難服眾的概括原則。
沒有分析數據，公眾所得的印象就是任何資助計劃都不過是政治性質的「分餅仔」。港大的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香港有半數工貿公司僱用五名以下員工，每年銷售額低於一千二百萬。同時在內地有經濟活動的公司佔全港工貿公司過半，在內地聘用一千一百萬人，在香港僱員則有四十七萬七千多。政府怎樣能夠以資助中小企的政策推動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