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跟朋友煲電話粥，想說的話，習慣打出電郵。直至那夜，原來左耳承受能力依然強，握聽筒的手肘沒有痛，起碼沒有出現跟網球肘一樣的副作用。我略感安慰，因為還能講長氣電話，證明心理狀態還年輕。雖然中年危機感提早來襲，我倒沒像其他朋友一樣，考慮乘勢退休後的安排。有穩定收入、熱愛香港一族的朋友，說起我們的政府高官、董班子領導下的施政手段與香港沒有前景的未來，滿肚氣。把心一橫，申請移民的想法又試跑出來。這次，朋友們是動真格的。
我沒有像年輕一點的時候，設法游說，留住朋友。話到嘴邊便啞了。我想到台灣《壹週刊》上期訪問瑞典皇家學院老漢學家馬悅然先生。一九四八年他三十歲，一句口語也不識得，帶着滿腦袋從書本上狂啃的之乎者也研究院硬料，去到中國四川調查方言。這樣竟能討了成都姑娘做妻子，從此便跟中國文化像搭上聯繫滙率似的，致力為諾貝爾文學獎發掘中國作家。記者問去過台灣數不清次數的他，對大陸怎麼看。他說不願意回去，知道一回去，「看到破壞的城市，我真的會哭。」
我們看到的破壞城市，卻是自己的城市，比馬悅然不幸得多了。此刻又要面臨逃港還是留港的兩難抉擇，真讓人心疼，我真的想哭。